我手头有一本1960年出版的《1959年安徽诗选》，这是我初来上海时，在地摊上花一个硬币淘来的。书页泛黄了，书脊不见了，露出云片糕一样的边沿来。封面红底白字，写着“安徽诗选”四个大字，上面是“1959年”字样，下面的署名是“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编”。装帧设计像里面的诗歌一样，简单朴实，用的纸张也十分粗糙。书里共收集了98首诗歌，都是1959年刊发在安徽省内各报刊杂志里面的作品。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3月出版，第一版共印了7000册。与当前一些诗集的印数相比，量还是很大的。

六年后的今晚，我坐在床头，忽然对这本书的定价产生了兴趣。“定价：（7）0.88元”，“（7）”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本书定价为八角八分，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商品粮”大米是0.136元/市斤，鸡蛋3分钱一只，而1960年代的情况，我不找不到资料。在当时，这本书的价钱大约能换3市斤鸡蛋，在“大跃进”末期，三年自然灾害前时期，这个价位的书应该是比较昂贵的。

这本书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里清理出来的。书后面贴着盖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蓝戳的归还期限表，上面一个字都没有。书页虽然已经发黄变脆，但是没有被翻阅的痕迹。我有理由相信，这本书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在遥远的他乡遇到我这个真正的读者。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诗歌命运似乎并没有改观。

我是将这本老书当作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买回来的。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当时安徽省的报刊出版情况。那时候的《安徽文学》以及《安徽诗歌》是主要的诗歌阵地，此外，《安徽日报》、《拂晓报》、《安徽画报》、《火箭》、《淮河文艺》、《安庆文艺》、《合肥文艺》等报刊，也是纷纷刊发诗歌，讴歌当年的新时代和新生活。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当年的安徽各地市，都有一本自己的“某某文艺”，只是到了今天，这些“文艺”不知魂归何处？

共和国在1959年，“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到处放卫星，遍地炼钢铁，而那也是一个全民诗歌的时代。这本书的第一页下面，有一条注释，提示读者，《幸福歌》的“作者为舒城一大娘”。看看这些诗歌作者的署名也是五花八门：《勘探队员的歌》署名为“许光祖执笔”，可见诗歌的作者是个不识字的人。这些不识字的人、一辈子没有拿过纸笔的老爹大娘，口头创作就能登上省刊省报的大雅之堂，他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生活那么艰苦的年代，政府对文学创作居然如此重视，让我们今天看来，内心无比感动。刊发在《芜湖文艺》上的组诗《百里江水过昭关》，署名是“中共含山县委会创作组”。县委会都成立了“创作组”，可见文学创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何等高尚。

那时候的诗歌写什么呢？开卷第一篇叫《感谢恩人毛泽东》：“莫笑我牙齿不关风，我偏要唱个东方红，千句并作一句唱，感谢恩人毛泽东。”这篇直抒胸臆的作品，发表于1959年1月1日的《安徽日报》，51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篇署名“巢县”的诗歌，感情是真挚的，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感情。而在当前的诗歌里，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无病呻吟，在写作上也日益成为一项技术活，诗歌的一些基本要素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不知道中国诗歌50年，是前进了还是迷途了。

在这本诗集的前言里，编者将这些作品称为“新民歌”。“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许多新民歌创作，充满了浓烈的战斗气息，表达了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总之，无论这些作品多么朴拙，但它们都是贴近当时社会生活的。诗人绥民在《红色的闪电》中写道：“十年后，十年后，这里定是座花园，看春风舞弄花影，听黄鹂婉啭清泉。工厂的大烟囱，将吐出卷卷黑烟。……那时我们的钢铁，能年产六百万吨；那时我们粮食，会达到四千亿吨……”现在看来，春风花影，黄鹂婉啭的花园，跟卷卷黑烟的工厂，是多么不协调！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对国家工业化充满了渴望。

有趣的是，这本诗集里，有些作者是我熟悉的人，甚至是我尊重的前辈。例如池州的齐太平，里面收了他的《森林又一次惊醒》，他的名字署在“天卉”的后面。相较而言，齐老师的这首诗写得还是很美很雅的。而且我也相信诗歌的每一个字都是从他这位艺术家的笔下流淌出来的。我在池州的时候，齐老师在文联工作，坐在已故诗人芮武的对面，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和蔼地微笑着。

其实，诗集里有些作品还是写得相当好的。那位写“十里春风，十里杨柳，十里红旗风里抖，江南春，浓似酒”的著名诗人严阵，在50年前想必就是相当著名的了。他收入此集的长诗《江南曲》，婉约，优美，亦诗亦画。此外还有写《友谊随想曲》的那沙，不知此那沙，是否彼那沙？

书中也有“古韵新声”之作，如桂林栖的《江南山中即事》：“今年似与往年殊，时令依违适也无？插罢早秧过立夏，笑它布谷太来迟！”“峰峦迭迭树千重，越岭吹来拂面风，何处流香轻扑鼻，小姑斜插一支红。”这样的诗歌，宛如一股山野吹来的风，一百年后，依旧清新自然。还有宋学文的《新春咏》：“昨宵雨水满池塘，东风暖，日初长，田头陌上，处处春耕忙……”杨万里也不过如此啊！

文学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显然，这本诗集在五十多年后流传到我这里，纯粹是一个意外。时光的长河，大浪淘沙，多少喧嚣与浮华云烟一样过去了，而真正的佳作，会像钻石一样，一开始总是跟众多的沙砾一起，掩藏在河岸边，并不显眼。若干年后，当我们再次将它们刨起时，会一眼看出，沙砾和钻石，原来还是有区别的。

在河边长大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捕鱼高手。用网捕鱼，那算不上本领，我们很小就会用各种网具捕鱼。真正显能耐的，要算钓鱼和空手摸鱼。农历二三月，河水还有些凉，大多数鱼儿仍沉在水底，我们小孩子就开始赤脚下河摸鱼了。

我们并排猫在水里，双手在水下不停地抄着。五指微微张开，手掌斜斜贴着淤泥。鱼被惊动时，会猛冲一下，我们的手就要立刻作出反应，顺势将鱼头按进泥里，然后抓紧鱼的要害部位，提出水面。如果鱼大，力气也会很大，出水的时候抓不住就让它跑了。这时候，我们通常是用金属鱼串，在水下摸索着将鱼刺穿，串好了再出水，这样就万无一失。

我摸鱼的手艺还凑合，钓鱼的本领却很一般。不过，我们春末夏初在河边放牛的时候，总喜欢扛一根钓鱼竿消遣。我们的鱼竿也很粗糙，细细的麻线，绑一根粗粗的滑钩，系在常常的竹竿上。钓鲫鱼、青鱼和鲤鱼等，就用蚯蚓做钓饵。钓乌鱼的时候，就得用蝗虫或者小青蛙。

在我的垂钓史上，有一条很大的乌鱼，一直让我难以忘怀。我记得这条鱼，并不是因为它很大，而是源于内心的某种感动或者内疚。

我早就盯上了村南抽水沟里那一群小乌鱼。几乎从它们由鱼卵孵化出来开始，我每天放牛时都会去看看。它们像蝌蚪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水里上蹦下蹿，小晒筐那么大一片水面，黑黑的。我们老早就听大人们讲过，每一窝小乌鱼的下面，都会跟着一两条大乌鱼。乌鱼性情暴烈，劲大，凶猛。大乌鱼沉在水底，随时驱赶前来侵犯小乌鱼的天敌。

抽水沟里水草丰美，浮游生物以及腐殖质也很丰富，而且水沟深入河滩，小河里大风大浪时，水沟里却波澜不惊。这里成了小乌鱼们理想的“摇篮”。我在抽水沟边观察了它们好几天，眼见着它们由鱼苗长成了小鱼。有时候我拾起一块土坷垃，使劲地想小鱼团中央砸去，小乌鱼们受到惊吓，呼喇一声水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多时，水面平静下来，小乌鱼们又聚拢成团，在水沟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知道，只要沉在水底的大乌鱼没有走，这个小乌鱼团就不会解散的。因为有大乌鱼的保护，小乌鱼们就有依靠，就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那条很大的乌鱼也偶尔上浮，在水下露出乌青的背脊，透过水面看去，像一根陈年的木棍横在水里，隐隐约约。它时而在小乌鱼中间嬉戏，时而在小鱼团外围游弋，像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

这条乌鱼给我很大的诱惑。有一天中午，我扛着一根前文描述过的钓竿，来到抽水沟边，看见小乌鱼团还在。我在河滩上抓了一只小青蛙，用细麻绳捆扎着，让它张大嘴巴，要吞噬小鱼的样子，而锋利的滑钩就藏在小青蛙的肚皮底下。

青蛙在鱼钩上挣扎着，我将它垂到小乌鱼团上空，跟小乌鱼们若即若离。青蛙一着水，小乌鱼就哗啦一声散开，我立刻将青蛙掣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小乌鱼们就有些惊慌了。就在我最后掣起青蛙的那一瞬，一个黝黑的影子，箭一般从水底射出，一口将青蛙吞了下去。

水里顿时大乱。大乌鱼想吐钩已经不可能了，在水里翻滚着。我们都知道，乌鱼的牙齿锋利，能够轻易将麻绳咬断。于是，我不敢强拉，手一松，让它在水里冲撞一会，消耗它的体力。这条大乌鱼拖着钩子，跑到了抽水沟的取水口，我再把它往回拽。反复两次，乌鱼终于不怎么挣扎了，我再把它拖上来。

我说过，这是我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很多人都跑来看，发出阵阵惊呼，让我觉得很荣耀。然而，那群还没学会生存的小乌鱼却失去了依傍，没有中心，各自散去。没有大乌鱼的保护，它们就有可能沦为天敌的美食，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死去。

接下来几天，我还是习惯到抽水沟边去张望，我希望小乌鱼们聚成黑黑的一团，继续游弋在抽水沟里，慢慢地长大。可是，我再也没有看到那群快乐的小乌鱼。我立在水边，无比惆怅。钓起大乌鱼时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内心里充满了失落和愧疚。

从那时起，我就进入青春期，开始了多愁善感。

我在河边长大，小时候常常以捉鱼为乐。那时候的鱼也特别多，我们放牛的时候，能够在浅浅的田沟里捉到鱼；到河边洗菜，篾丝篮从水里提起来时，说不定就有一条鱼从青菜下面扑打着尾巴跳出来；大人们耕田也总是背只小背篓，一边耕田一边捡泥鳅黄鳝……似乎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

我跟父亲在石家大屋读一年级时，要穿过一处叫杨家堰的小河湾。春天多雨，夏天涨水，河里常常有鱼儿上水到堰里来产卵。我们脚边是清粼粼的水，头上是蓝莹莹的天，空气中飘着水稻生长时的清香。秋天河水又清又浅，一眼就能看到明晃晃的水底，小鱼小虾历历在目。冬天会上冻的，杨家堰里的水接近干涸，大一点的鱼被冻在冰上，不能动弹，敲破冰就能把鱼捉回家。

有一天中午放学，我跟父亲走在杨家堰边的稻田旁，忽然听见田边排水沟里哗啦一声响。我吓得一激灵，正要说话，父亲用手掩着我的嘴，要我别出声，自己轻手轻脚来到沟边，扒团泥将排水沟缺口堵上，然后又将进水缺口堵起来。

我们回家拿来一只竹篾畚箕，将田沟扒开，用畚箕接住水流。沟里的水很快就放干了，有些小鱼随着水流进了畚箕，而更多的鱼则窝在沟底一个小水凼里。父亲和我毫不费劲就捉了半畚箕小鱼。

那年月，家乡几乎所有的田沟里都有鱼。我家里养一条大水牛，夏天的中午，它一看见水凼就要下去打个滚，弄一生的泥水，既散热，又防蚊蝇。一天中午，我牵着水牛回家，走到门前塘口的水凼时，水牛趁我不备，又赖进了水里。

那个水凼不大，但是比较深，水常年不干，很阴凉，周围长满了游草。水牛躺下后，凼里的水猛地往外溢出，忽然。两三条鲫鱼从牛背上跳了起来，落到凼边的地上，扑腾腾地跳。那鲫鱼好大好肥，比大人的巴掌还要宽厚。我从池塘边折了根柳树枝，把鱼腮穿起来。这时候，水凼里的鱼接二连三地跳，让我应接不暇。

我把牛拉起来，栓到池塘边的柳树下，再回来看水凼里的鱼。水已经被牛搅浑了，泥浆还没有沉淀下去，鲫鱼全部浮到水面上来，张着嘴，吐着气泡。小小的水凼里到处是鱼头，黑黑的一片，伸手就能捉到。

小河边上是一片青草滩，这是我们放牛的好去处。河滩的上面，是层层梯田。有一年端午节，午后突然下起暴雨，门前积水成溪，哗啦啦地流进稻田。稻田里的水很快就漫上了田埂，然后瀑布一样，从田埂漫向草滩，再淙淙地汇入小河。

暴雨很快就停了，金色的夕阳照耀着绿油油的田野，一道彩虹挂在河面上。我们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在雨后拉着水牛去河边吃草，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浅浅的草丛中，白花花的，到处都有鱼在蹦跳。我们把牛绳一丢，赤脚踩在青草上，抢起鱼来。

这些鱼肚子鼓胀鼓胀的，剖开一看，里面全部是淡黄色的鱼卵。鱼有个特性，喜欢逆流而上去产卵。暴雨带来的短暂洪水，给它们逆流的假象。它们上当了，冲上河滩，突然雨住了，上游的水也停了，这些傻傻的鱼儿就搁浅在茂密的草丛中。

杨家堰的地势比小河高一点，一到春末夏初，河里的鱼儿就近到堰里产卵。那一年割完油菜，我和姐姐路过杨家堰，听见堰里水响，就回家取渔具。姐姐扛只虾网，我拿一只穿了底的稻箩。我把稻箩当鱼罩，在水里边走边叭叭地罩着。如果鱼被罩住了，就会在稻箩里冲撞，稻箩一震动，我的手就有感觉，伸手就将鱼摸起来。

那天杨家堰里的鱼真多，我手上的破稻箩一落水，就能感觉到鱼在打罩，几乎不落空。这时候，父亲正好从学校回家，也拿了家里罩鸡的篾罩来。不一会，我们就抓起一长篮鱼，都有筷子那么长。村庄里的人望见我们在河堰里热火朝天地抓鱼，都呼啦啦地来了：拿网兜的、拿鱼罩的、拿渔网的，只要是用得上的渔具，都拿来了。堰里水浅人多，鱼被追急了，从水里蹦跳起来，在水面上亮起一道白色的弧线，那场面实在热闹。

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鱼渐渐少了。再后来，门前的小河被人承包了去，养鱼。我们再也不能随便下河捕鱼。雷雨季节，养鱼人怕鱼上水跑了，就在所有小溪的入河口上拉网拦截。渐渐地，田垄里没鱼了，水沟里连虾子都看不到。

去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小河又开始涨水了，但是河水不再清澈，水草黑糊糊地匍匐在水底，全烂了。父亲告诉我，养鱼人的承包期满后，小河被别人接手承包去种莲藕。有一夜，养鱼人在河里投下毒饵。第二天早上，河里鱼子鱼孙以及虾子老鳖都漂上来了，无一例外地肚皮朝上，被微风吹到了岸边。小鱼没人要，河蚌也死了，全部烂在河边，恶臭难闻。

夏天，我没有再回去看荷花。在我的印象里，家乡那条鱼儿乐园一样的小河，已经变成了一湾死水。

我站在衣橱前，一条又一条地翻寻着裤子，想为自己找一条合身的。这些隔年的衣服无一例外地“缩水”了，腰围太小，勉强拉到身上去，紧得像个杂技演员。然而，我却没有杂技演员的骄人身段：肚子像个打开真空包装的枕芯，见风就涨；胸脯也瞎起哄，鼓鼓的，却毫无实用价值；因为长期缺少锻炼，细胳膊细腿，比例失调得有些夸张。

看看镜子，看看那个疲惫沧桑的中年男人，真让人泄气。可有个未曾谋面的文友，却要到上海来看我。我吓一跳，连忙喊停。拿了句很矫情的现成话当理由：相见不如怀念。人到了这个年纪，经不起近距离的细细打量。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努力地往别人的怀念里挤，不得已不见面。同时，我也有意识地让一些人生活在我的记忆里，不轻易去破坏往日那些美好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就像生命一样，一辈子就一回。
十多年前，一个暴雨滂沱的早晨，我们毕业离校。同学们三三两两地送行，我坐在芜湖开往池州的长途巴士上，挥手告别窗外的同学，告别难忘的大学时光，车就开动了。忽然，我透过雨雾，望见一个美丽的身影，撑着雨伞，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一边抹着额头的雨水，一边向我急切地挥手……

我的心都碎了。那个初夏的早晨，后来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反复闪现。十多年来，我用手在玻璃上刮开的那片雨雾，就像一扇隐秘的门，我常常在梦与非梦之间，将那扇门推开，让自己隐入那些有限的甜蜜。她是我班上一个沉默而美丽的女孩子，坐在我左前方的位置上，我们的交往平淡得没有任何具体的情节。只是因为她纯情如水，就水一样地流进我们青春的梦里。

后来，我听说她回到老家一所中学教书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再联系过。某天，我在一个教育类网页里，忽然看到一张教学图片。我那个女同学站在讲台上，看上去很干练，风风火火，与我的记忆完全两样。

她有些憔悴，目光暗淡，头发焦枯而凌乱……我痛苦地关闭了网页，那扇隐秘的门也关上了。从此，那个夏日的早晨，除了雨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大学里风花雪月的记忆也有些恍惚，我怀疑，那些校园民谣一样美好的日子，我是否真的曾经拥有过？如果曾经，那么，又是谁将它强行剥夺了呢？

我不再热衷于同学聚会。毕业十年纪念，我在聚会前几天毅然逃脱。我很害怕，再聚首，我们会是什么模样？钱有了，地位有了，丰厚的物质都有了，当然，雀斑有了，皱纹有了，层叠的肚腩也都有了。昔日的红粉佳人变成了今日的黄脸大妈，过去的白马王子，变成了现在的大象河马。记忆中的清纯与欢乐，掩盖不住眼前的陌生感。我们的话题自然不再是图书馆里的座位，校门外一元钱一张票的通宵电影。棕榈树下青涩的偎依也许会再次搬出来昔日重现，但是，这一切淡淡的感伤和哀愁，最后都将淹没在各自的生意里，淹没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淹没在推杯换盏的酒酣耳热里，淹没在曲终人散的匆忙和落寞里。每次重逢，都将注定成为一段美好往事的终结。

别来看我，真的。过去的朋友，请你站在时间的另一端，让我们彼此遥望，将对方望成一株永远开花的树。真的，别来看我。那些没见过我的朋友，请你们隔着文字的重重帘幕，倾听我，感受我，把我想象成一条淙淙流淌的河。

    乳名越多、使用时间越长，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没有乳名的孩子，通常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别人也漠视你的存在。

    在我们家，女儿的乳名最多。爷爷和姑妈叫她“叶毛毛”；外婆的孙辈较多，就按居住地喊他们，原来外婆把女儿叫“贵池的小伢”，现在则叫“上海的小伢”；姨妈和表姐喊她“毛头”。我跟她娘给她的乳名就更多了，有些乳名，女儿听了难为情，现在就不许我们喊。我们有时候趁她不注意，喊了一声，她照样“唉”地答应，答应之后才发现上当了，再跟我们不依不饶。

    在父母的嘴里，乳名是要喊一辈子的。我的爷爷和奶奶，一直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喊我父亲、伯父和姑妈们的乳名。父亲当乡村教师，跟他接触的都是家门口比较体面的人。在这样的场合，爷爷有时候还是喊我父亲的乳名，父亲很不满意，爷爷也知道不妥，可是，只要有机会，同样的“错误”他还是要犯的。

    孩子大了，被父母在公开场合喊乳名，的确是一件尴尬的事。我上初中时，有一天早上，全校同学课间操后，都站在那里听校长训话。这时一个老太太挎着篾丝篮，篮里装两只梨汁瓶，上面用一块花头巾盖着，在操场边上站了好久。校长发现后，连忙走过去问老人家找谁？老太太说：“我找我家狗儿！”同学们都听见了，哄地一声笑起来。校长一愣，问孩子大名叫什么？老太太说，就叫狗儿，问在哪个班上也不知道。她是狗儿的奶奶。

    校长没办法，就站在台上喊：“谁是狗儿？你奶奶找你来了！”一连问了好多遍，就是没有人出来答应。校长就让老太太上台去找。老太太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她往台上一站，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看谁都像她家狗儿。老太太当时就晕了，把蔑丝篮放到地上，撩起围裙擦眼睛。校长没法，就把狗儿的奶奶请到办公室，等那个狗儿悄悄过去。

    在老家念书的时候，同学们都像护着自己的遮羞布一样护着自己的小名。要是同村的伙伴不小心将自己的小名讲出来，那可是要翻脸的。最糟糕的就是狗儿这样的，被自己的家长说出来。有时候，我们正上着课，就有老爹老妈挨个教室喊自己孩子的乳名找人。一旦找着了，这个同学的大名从此就被晾起来。

    有一年暑假，我骑车跑了四十多公里，到一个女同学家去玩。我们坐着说话，女同学的家长说：“抹妹，你给同学倒茶！”我就知道，抹妹是这个女同学的乳名，她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方言里叫“抹兜妹”。临走的时候，我跟她说：“抹妹，我走了！”女同学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我很纳闷，为什么她家里人喊抹妹，她不脸红，我一喊那脸立刻就红了呢？

    抹妹送我到村口，我走出几步，又被她喊住说：“你不许在同学们面前喊我抹妹，否则我就不理你了！”我一直信守承诺。有一年春节，我从其他同学那里问到了她的电话，立刻打过去。她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喊了一声“抹妹”，抹妹在电话那头立即明白过来，忿忿然：“讨厌！这么多年，你还记得！” 

   在我看来，乳名越多、使用时间越长，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没有乳名的孩子，通常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别人也漠视你的存在。我的姐姐就没有乳名。因为娘死得早，姐姐从小就干家务，做农活，没有童年，没有人逗她玩，她也不能跟谁撒娇去。几乎从娘死了，她就成了大人。

    我也没有乳名，不过我从小就有绰号。我的绰号叫“未水”，是我们老家一个孬子的名字。那个孬子家在严家大屋，走过一个山洼，就是我外婆家。这个孬子总是穿得破破烂烂地，游荡在附近各个村落。吃饱了，就在我们村口靠着松树睡觉。我们时常看见他嘴里咕咕哝哝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我爷爷知道他在背书。爷爷曾经跟太爷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爷爷说未水发孬前很有学问。

    我们的儿童生活枯燥贫瘠，未水每次到村子里来，后面总会跟一大群孩子。未水不喜欢别人跟着，就抡起打狗棍追逐我们，我们一哄而散。有一次我在逃跑中不小心摔倒了，未水追上来，不但没有拿棍子打我，反而把我牵起来。我惊魂未定，转身跑开，未水在身后喊：“不要跑！不要跑！跑慢点……”

    后来，大家都知道，未水不会打我的。村子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打我？未水说：“他没娘，可怜！”从此，村里的很多人都把我叫“未水”。未水什么时候死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未水”还活着。

    绰号也许会叫一辈子，而乳名或者小名，随着你最后一个长辈的离开，从此就消失了。父亲的小名最后一次是出现在奶奶的祭文里。家那边的迷信说法，在祭文里如果不用乳名，死去的父母就找不到你。当你的乳名长久没有人呼唤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想被人喊的冲动，这种冲动，也许就叫做怀念。

今年春天，阳台上的西红柿还在结果时，女儿就跟她姑妈在边上播下了一把辣椒种子。没几天，辣椒秧子就绿油油地长起来，挨挨挤挤的，为我家阳台增添了一丛新绿。

就像当初对西红柿秧子没有寄予厚望一样，我们对这些辣椒秧子的自然生长也没有过多关注。虽然窗外春深如海，乍雨还晴，小区花园里百草丰茂，万物敷荣，但是辣椒秧子在阳台上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而且我们的目光全都投撒在几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上，现实得过分势利。辣椒秧子时旱时涝地熬到春末夏初，就只剩下孤单单的一棵了。

不过，到这时候，这棵辣椒秧子时来运转，备受冷落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西红柿为我们奉献完绿叶繁花和硕果之后，显得格外衰老，我们就将它连根拔起，扔进了垃圾桶。阳台上突然空旷了，我们都觉得少了点什么。这时候，辣椒秧子就羞羞答答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经过整个春天的默默成长，那棵面黄肌瘦的辣椒秧子居然出落得水灵灵的，成了一株生机盎然的禾苗。

我们把原来栽西红柿的大盆重新松土、施肥、浇水，把辣椒禾移栽进去。这棵被轻贱惯了的禾苗遇到水足土肥的生长环境，很快就枝繁叶茂起来。盛夏时节，它就在绿叶丛中开出了一朵朵洁白的小花。

然而，这些小白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一茬又一茬，就是不见结果。我们有空的时候，常常低着头，仔细地察看，希望从花蒂下找出一个小辣椒来。可是我们看得眼睛花了，腰也酸了，依然毫无收获。大家都失望了，女儿跟她姑妈又悄悄地在辣椒禾下种了几瓣大蒜。

大蒜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在厨房里放久了，不沾水土，都能发芽生长，何况将它们栽进花盆的沃土里。很快，它们就探出头来，并一天一个模样地疯长。爱人看着这些茁壮的大蒜，喜不自禁。热切的目光再次忽略了这棵生长了一春一夏的辣椒禾。有一天，爱人跟我说，把辣椒禾拔掉吧！你瞧它，只开花不结果，还夺了大蒜的养分。我说，让它去吧！别那么势利，并不是所有开花的植物都一定要结出果实来。何况我们种下的，也许是一棵杂交辣椒，杂交二代本来就只开花不结果，这不是它的错！

有一天，一只小蜜蜂一样的昆虫，辛辛苦苦地飞上十六楼，从窗缝里钻进我家阳台。爱人发现后，如临大敌，扑打了好一阵子，终于将这个不速之客驱逐出境。不过，几天后，我们忽然发现，一只青绿的辣椒，悄悄地在绿叶间长起来，让我一家人兴奋不已。我这个“持证农民”，居然忘了辣椒是虫媒花作物。

受到昆虫的点拨，我们开始给辣椒花进行人工授粉。爱人拿着一个小小的绒球，在花蕊上轻轻地扑着，管它雄花雌花，一朵不漏。女儿放学回家，一放下书包就问：“妈妈，你今天当虫子了吗？”然后就跑到阳台上，弯着腰，数起辣椒来。每次数，都会有新的小辣椒出现。

我上午去上班之前，也会在阳台上将小辣椒数一遍，晚上回家后，就把卧室和阳台上的灯全部打开，再数一遍，然后全家人就在晚饭的餐桌上，热烈地讨论着这些幸运的辣椒。女儿说，这些辣椒花肯定会开到下雪的时候。爱人说，我们家阳台上那么暖和，春节期间，说不定还会有辣椒在那里挂着！

前些日子，陌桑先生忽然凡心萌动，想为自己印刷一本文集，而且还有个听上去不错的机遇，人家好意将我的文集纳入他们的丛书出版计划，至少不需要我自己去找“缝纫机出版社”了。后来出版社说，这套丛书将由他们统一装帧设计，每一本书都要将某领导的讲话做序言。陌桑一听，犹豫了。在我那卷鸡零狗碎的文字前面，贴上某领导一篇不着边际的大话，互相都觉得尴尬。

一本书是要翻一辈子的。且不揣度别人看我这本书，怎么想我这个人，单是我一拿起这本书，心里就觉得憋屈。权衡再三，我觉得还是找“缝纫机出版社”比较可靠。于是我就以准备不充分，放弃了出版那本书的计划。

其实，对那本流产的书，我还是认真地准备了。我选取99篇生活散文，号称“陌桑散文100篇”，暗示宁缺毋滥的选编原则。这些文章在目录中被分为五个小辑，每个小辑都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我写作这么多年，“仓储”还是相当丰足的。尤其是这几年写博客，不仅为我的选编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还为我提供了大量可供挑选的文章。我的博客就像一块种满蔬果的菜地，绿的丝瓜，红的番茄，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篮。

的确，近两年来，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博客里“种”出来的。我已经习惯了在博客的写字框里一边打字，一边保存的写作方式。只有小说写好后及时收藏起来，其余文字全都“养”在博客里。

我像一个农民一样，对自己的庄稼无比倾心地侍弄着。每一篇文章，我写好之后，都要反复地看，认真地改，不厌其烦。我常常用农民的锄头柄来做比喻：经过长年累月的摩挲，开始粗糙的锄头柄，最后都变得溜光圆滑了。手心的汗水，日积月累地渗进木柄里，木柄就慢慢地变成了殷红色，透射出时光的质感。

这种美玉一样温润的质感，成为我对自己文章品质的追求。所以，我不急于将自己生涩的“瓜果”摘下来，送给报刊的编辑。我让它们挂在枝头上，继续精心地培育着。对那些成熟的果实，我也舍不得采摘，让它们红彤彤地挂在我的博客里，成为一道宁静而富足的风景。

养花可以陶冶性情。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实，每一个细节，都能带给我们惊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辞辛劳地浇水、施肥，在寂寞中守候一朵花的盛开。把文章“养”在自己的“花圃”里，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它同样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让它们自由地成长，长成自己的精神气，然后才能让每一个文字微笑，让每一个标点呼吸。

只有文字是自己的，这是一种物化的生命形态。三言里面写了一个灌园叟的故事。那老者种牡丹，不是为了待价而沽，而是追求一种心灵与外物的契合。他用生命守护的牡丹，是他人格精神开出的花朵。这种精神最终感动了牡丹仙子，其实是对一种崇高境界的柔美呼应。

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灌园叟不会寂寞。

女儿蹲在她娘面前，小脸蛋紧绷着，一声不吭。她娘手里的剪刀，在她的发梢上嚓嚓地剪着。看见自己的头发被剪下来，扔进垃圾篓里，女儿的泪水终于嘀嘀嗒嗒地掉下来。

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女儿的时间总是很紧张。这个时段，用争分夺秒来形容，反而显得空洞，因为它把起床后所有的忙碌与琐碎都忽略掉了。女儿常常是一边坐在马桶上，一边梳头，或者一边吃早饭一边扎着小辫子。由于头发太长太密，在枕头上磨蹭一晚之后，发梢就有些打结。梳头时，女儿总是对着镜子做痛苦状，有时候还大声抱怨。她娘要是威胁她，要把她的长发剪短些，女儿就不作声，宁可忍受梳头的痛苦，也要保留长发的快乐。

女儿那乌黑浓密的头发是与生俱来的。我看她第一眼的时候，她还躺在保育箱里：睁只眼眯只眼，头发没干，一小绺一小绺地贴在小脑袋上，微弱的灯光照着，油黑闪亮，小脸被衬得格外可爱。


女儿的头发在她娘精心的盘弄下，茂盛而舒展地生长着。那巴掌大的一块“田地”，在爱的打理下，层出不穷地变着花样，一只普通的蝴蝶结，甚至是一根很不起眼的橡皮筋，通过爱人那魔术师一般的手指，都能在女儿的发辫上大放异彩。女儿的头发绝对是娘的脸面，头发光滑与否，漂不漂亮？娘在女儿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血，别人只要瞟一眼女儿的小辫子，就一目了然。


我们像女儿自己一样爱护着她的头发。但从她出生到现在，我们还是给她剃过两次光头。一次是满月的时候。那可是她人生第一次理发，我们按照风俗习惯，用红布包了一撮她的胎毛，说这是受之父母的，要一辈子给她留念。前两年，我还见过那只小红包，这两年陆续搬家，不知道我们给女儿的那一把头发还保留了没有。


女儿的另外一次光头经历，我们现在已经记不起原因。但绝对不是我们懒得给她梳理。再忙，也得让自己的孩子风光体面地出去见人。那一次以后，女儿的头发虽然也时常被剪短，但那都属于季节性微调。但每次“微调”女儿都闷闷不乐。


女儿小的时候，常常是齐耳短发，脑门上垂着刘海，看上去简单漂亮。上幼儿园后，她突然热衷于扎小辫子，说没有辫子就是小男生。显然，她很满意自己是个女生。每次放学回来，班上一些小男孩都被她描述得狼狈不堪，她的表情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优越感。


一开始，女儿的头发较短，不是一两只辫子能“概括”得了的，辫子少了，扎头发时难免顾此失彼。于是，她的头上有时候会有三只辫子，多的时候也出现过四只。好在她那时候对辫子的认识比较简单，只在乎自己有没有辫子，而不在乎自己有多少辫子。后来，女儿的头发越来越长，辫子的数量就越来越少，最终所有的头发都归纳成了一把“刷子”。


头发长了，头上的“艺术空间”就广阔了。但是打理起来实在麻烦。去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女儿来沪上学，而她妈并没有及时跟来。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辫子”的所有问题。我也曾哄女儿去把辫子剪掉，女儿说什么都不同意。没办法，我只得给她扎辫子。


第一次给女儿扎辫子的时候，手总抓不紧头发，左边的抓住了，右边的又滑掉。橡皮筋在头发上怎么也扎不成辫子。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梳子，带女儿到小区门口，拦下个女人，替女儿扎好了辫子。

我不能天天带个小孩到处请人扎辫子。我得学习！于是，周末的时候，我让女儿坐在矮凳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她梳头发，扎辫子。几次下来，辫子虽然仍不好看，但总算凑合扎起来了。女儿那辫子被我扎得实在难看，有时候，老师看不下去了，就在课间替女儿把头发扎一扎。

今年夏天，女儿过完暑假，从池州回来，我突然看见她站在镜子前面扎辫子，感到很惊讶。女儿说，她已经学会自己扎辫子了！虽然女儿自己扎的辫子也不好看，但是，女儿毕竟长大了。她娘再为她的头发操心的时候，我就说，随她吧，让她臭美去！

晚饭后坐在家里看黄梅戏。黑白电影《天仙配》我们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只要电视台在播，我还是会坐下来再欣赏一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王少舫的经典唱腔，一直让我着迷。

小时候，故乡农闲时，一些村庄时常在夏夜里放露天电影。银幕上的七仙女是那样美丽，再加上“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样优美的歌声，每位观众都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勾画出一幅浪漫无比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

这个穷汉遇仙的陈腐故事，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慰藉！七仙女向往人间生活，富有同情心，居然爱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青年董永，于是成为善的典型，成为美的化身，成为人们供奉在内心深处的偶像，让讨不到老婆的老光棍们看到了希望。多少年来，董永的艳遇一直让世人艳羡不已。然而，如果以今天的目光再来打量七仙女，会忽然发现，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董永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天宫岁月好凄清，朝朝暮暮数行云”，玉皇大帝的七公主耐不住清闺寂寞，私下凡界，“路遇”董永，耍尽手腕要跟董永成亲。她的手段有：拦路耍赖、抢夺行李、撒谎行骗。她谎称自己投亲无着，孤苦伶仃，希望博取单纯憨直的穷汉董永的同情。当这些手腕不能奏效的时候，她就依仗权势，强令“地方官员”土地神出来施压，然后又手眼通天地让槐荫树这个哑木头开口说话，为他们做“无稽之媒”。强势的七仙女，就这样一步步紧逼，让身处弱势的董永就范。严肃的婚姻大事，以及所谓的礼法，在这里统统成为儿戏。

这哪里是爱情，分明是胁迫，是在玩弄穷人的感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玉皇的闺女，看上谁就是谁！说要走马上走，午时三刻不走，董永将被碎尸万段。何其霸道！这段“佳话”的实质，则是一个遭受体力剥削的穷汉，再次遭受精神蹂躏的写照。

七仙女是自私的。她在决定占有贫苦青年董永的时候，全然没有顾虑对方的感受。她唱得确实动听：“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寸土是我自己情愿的！”作为天庭的七公主，自然万物，予夺自如，从她诞生之时起，就全然没有财富的俗念。她唱的尽管是肺腑之言，但我们却不能被表象迷惑。

人家董永，卖身葬父，一贫如洗。守孝道，知礼义。“爹爹在世跟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如此憨厚纯洁的农村青年，最后却因为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被傅员外斥为无耻不孝，拐带妇女。一辈子的好名声，就这样被毁了。

这场婚姻的悲惨结局，虽然故事上说是迫于天庭压力，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归“始乱终弃”一类。盘点他们的百日婚史，董永在七仙女的帮助下，三年长工改期百日，除此之外，似乎再无其他值得圈点的地方。从整个故事来看，我们也没有看到七仙女在傅家湾吃多少苦头。遇到困难，难香一烧，鹅毛扇轻轻一扇，其他六位姐姐就飘飘荡荡来帮忙。没有梭子，玉手一招，就打发仙鹤去找织女借，多么逍遥！如果这也叫吃苦，大约就跟我们拿着公款去农家乐消费后的乏累相仿。

“好事”败露了，玉帝震怒了，故事就要收场了。七仙女回到天庭继续她的天宫岁月，董永只能留在凡世中苦度光阴。然而，给董永雪上加霜的是，七仙女临走留言：“来年春暖花开日，槐荫树下把子交”。一个孤苦无依的男人，将要拉扯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世事若此，情何以堪！唱到最后，七仙女还在信誓旦旦“天上人间心一条”。然而，想想董永今后的日子，七仙女唱得再动听，也是骗人的把戏。

周六晚上，我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从上海赶回老家，去给父亲过生日。父亲的这个生日来得真不容易。五十七岁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还没认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多糟糕。伽玛刀放射治疗的短期效果，让他无比自信，觉得癌症不过如此。这种心态诱使他在第六个化疗之后，回到老家搞起了“双抢”，结果晕倒在地。

从此，父亲就真的倒下了，健步行走成了他余生的梦想。在过五十八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他说，要是能坚持到六十岁就不错！然而，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六十岁的关口在一天天临近，他的生日却显得渐渐遥远。去年五十九岁生日时，父亲默默地吃饭，听着我们的祝福，没有任何期许。

我想把父亲六十岁的生日过得隆重一点。我跟父亲说，明天摆一桌酒，把亲戚们请来……父亲眼圈一红，坐在餐桌边，掉下了眼泪，像个孩子。母亲一看，笑着说，就像往年一样吧，不铺排，弄些好菜，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就好了。等父亲七十岁的时候，再做大寿！父亲还是未置可否，却哭出声来。

哎，七十岁！


两个多月前，父亲就一直说腰疼，疼得满头大汗，疼得睡不着觉。我们以为他因腿脚不便，坐久了，导致腰椎异常，就在电话里建议他多走走。不久前，堂弟松震带他到县医院拍片检查，医生说是癌细胞骨转移了。

松震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十分平静。这一天迟早要来，我们心里都有准备。我叫松震封锁消息，松震说，父亲已经知道了。我顿时紧张起来：癌症到无可救药的时候，只有靠精神支撑，一旦精神跨了，那就危在旦夕。我让松震把片子寄到上海来，请大医院的医生确诊一下。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我要给已经绝望的父亲一个心理缓冲期，让他觉得还有一些希望，甚至有奇迹发生。

片子在一个星期后才来到上海。期间，父亲每天都在电话里问收到没有？我真的希望这张片子在路上多延宕一些时间，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父亲的询问。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必须再次给父亲编一个谎言。

去年这个时候，父亲脑瘤又冒出来了，离第一次开颅手术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能不能再次手术？手术的风险有多大？医生都形成了两派意见。几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劝告我，不要再动刀了，进行“康复”治疗吧！我知道，所谓的康复治疗，无非是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是等死的委婉说法。

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就给父亲编了套谎话：说医生讲还能开刀，不过一般医生是不敢动的，等某某专家从国外回来，就立刻安排手术。

父亲可能一开始就不相信。然而，过了几天，他还是问我，专家什么时候回来？再过几天，他又问，出国学术交流，最长时间是几个月？让我痛苦而疲惫地应付着。后来，父亲就不再问了。有一天我们突然送他去手术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是不是专家回来了？

这一次，医生看过片子后，语气坚定说已经“骨转移”了。我小心翼翼地问，还有办法治疗一下吗？医生说，在他那里已经没有办法，建议我去找骨科医生问问。骨科医生说，后续治疗还是可以进行的，然后就随手抓了半张纸，给我写了两个药名，说：你到其他医院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这药我们医院没有！

我心情复杂地走出那家解放军三甲医院，哪里也没有去。我到网上一看，那两种药都是国外生产的，一种还在临床试验期。而经销这两种药的，都是一些医疗机构在电话代理，没有找到正常的销售渠道。

在电话里，我跟父亲说，医生认为“骨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再拍片子进行比较，才能确认。隔着漫长的电话光纤，我不知道父亲听了我的谎言，表情是如何变化的。但是，父亲的沉默让我喘不过气来。

毕竟六十岁了，父亲的兴致还是很高的，虽然腰椎时常隐隐作疼。我们谈到死，语气是那样的坦然，就像谈论着即将出一趟远门那样。我强作欢颜，声调怪异地呵呵笑着。这个现实在一天天逼近，让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

在家的两个晚上，我跟父亲睡在一张床上。也许是疼痛，他时而艰难地翻转着身子，显然睡得很不踏实。我一醒来，就伸手摸摸他的脚，帮他把被子盖严。我在自己家里，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总要去看看女儿，是不是又滚到被子外面来了，替她盖好，压一压，伸手摸摸她的小脚，暖不暖。

空闲的时间里，我尽量找一些开心的话题跟父亲聊聊，比如上海的房价，地铁以及新建的公园。父亲很高兴，答应明年天暖了，脱下棉衣，就到上海来，看看我家边上那个巨大的公园，然后从公园里乘着地铁去看病……我又慎重其事地跟母亲商量，要到村庄的路边去找一块宅基，做几间好住的房子；然后又跟镇上当领导的老同学商量，要到镇上去圈一块地皮……总之，我想让父亲放心，我将在老家置下产业，迟早要回到这片他一辈子依恋的土地。

离开老家的那天，为等车，我起得很早。寒冷的天空中，寒星闪烁。很多年了，我都没有看到这么繁密的星空。父亲早早把母亲喊起来，要她把头一天留给我的鱼粉卷子热给我吃，父亲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然而，我宿酒未消，什么也吃不下去，让父亲无比惋惜。

车在门外响起的时候，我跟父亲说，我走了，然后就匆匆出门，没敢多看一眼父亲。母亲站在门口，大声叮嘱我，到了上海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他们挂记。几年以前，我每次离家，都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站在门口送我，千叮咛，万嘱咐。到如今，父亲躺在床上，只有母亲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显得那样瘦弱无依。
车在行驶，新的一天正在来临。感谢生活，让父亲在六十岁之后又增加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