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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8 01:42

不少小区里的业主都表示过对邻居们装修拆墙的忧虑。有些人家装修,差不多要把所有的墙都拆掉,然后用一根绳子把房顶吊着,挂到月亮上面去。这些人啊,是苦命的。我前几天听室内装饰设计专家、装修风水学大师叶佳宜先生的讲座,颇有感触。他研究过这些喜欢拆墙的业主,他们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心,往往对生活和身边人有很高的期望。而这些期望总会与现实产生偏差,他们一直在努力去纠正,但最终都会落空,身边的人都会背叛他们的。他们最容易产生绝望情绪,然后就出现不安定因素。叶佳宜先生的研究结果几乎耸人听闻:打墙的人家通常是破家的,墙拆得越多的,夫妻散伙就越快。 

叶佳宜先生说,为什么有些业主在旧房子里住着,相安无事,一到新房子里,就马上露出衰败之象?这与他们的心态是息息相关的。所处环境能够左右人的心情,这一点,大家都能认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潜意识里都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东西,就算房屋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装修了,他们依然在不停地否认当前,不停地修改自己最初的想法,于是就产生焦虑,烦躁,以致失败感。这些人往往找不到自己心情和身体变化的原因,只是回家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这种情绪让他们无法克服,从而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他们不知道,装修打墙是导致自己衰败的诱因。 

“风水不是迷信!”这是叶佳宜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叶佳宜先生说,风水其实是一种心理认知,是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不是改造环境的能力。风水在易经里面,其核心意义在于平衡与中和。任何破坏平衡的行为,都会导致恶性后果。这就叫报应。人与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日常讲的因果报应,绝对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相当唯物的。 

当这些拆墙业主的心理长期得不到疏导的时候,到一定时间,就会病变。而且往往表现为生理绝症或者精神幻觉,而这两者,都是致命的。于是,报应之后,这些人家就突然醒悟:这房子与户主相克相冲,是凶宅! 

其实,房子是无辜的。那些房主是咎由自取。而这些房子的命运最终是转手。新房主为什么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呢?因为你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不需要他再去动手了。即使有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已经既成事实,他跨进大门的那一刻,就在调整自己,适应房子,努力寻找自己与环境的平衡点。于是凶宅又变成了吉宅,这就是道家福祸相依,凶吉转化的原理。 

德国有个NGO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喜欢在衣服上挂饰物的女人,外遇几率是衣着简洁女人的2.7倍。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暗示那些在墙上动脑筋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绝对会给老公发绿帽子。

 
2009-08-18 01:03
开心网上有个“偷菜”的游戏。玩家到朋友们虚拟的菜园子里偷摘一个番茄,或者顺手拿走一只鸡蛋,相互间偷来偷去,以此为乐。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不好意思去小偷小摸的,到了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咱们就无所顾忌的做起贼来,过把贼瘾。而今天一大早,池州的石泽丰忽然在电话里无比愤慨地告诉我,他被广州一个也叫石泽丰的人偷窃了。
 
为了便于区分,我在叙述的时候,不得不累赘地以池州石泽丰和广州石泽丰来区分之。事情是这样的:广州石泽丰从网上将池州石泽丰的诗文如数复制下来,然后以石泽丰的名义,到处投稿,而稿费则邮寄到广州石泽丰的口袋里。忽一日,池州石泽丰上网搜索自己的名字,才骇然发现,自己“菜园子”里失窃了。《西游记》里真假孙悟空的故事,在石泽丰的身上发生了现实版本。
 
我放下电话,到网上一看,可不是,广州石泽丰从今年六月起,就到池州石泽丰的园子里“偷菜”,还收获颇丰。如果不是一家名叫《金都工人》的内部报刊在发稿时署名“《新港社区报》编辑部石泽丰”,将李鬼暴露出来,那么广州这个石泽丰的“偷菜”生涯还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弄不好池州石泽丰就要给广州石泽丰做一辈子“杨白劳”。
 
我到网络上发动了“人肉搜索”,寻找广州石泽丰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很失望,《金都工人》言之凿凿的“《新港社区报》”这个词组,除了在《金都工人》上首次出现外,搜索引擎里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相关词条。后来,我找到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社区网站,按照网站上提供的电话拨打过去,一位女士告诉我,新港街道办事处没有石泽丰这个人,也没听说过有《新港社区报》这份报纸。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松江之声网络版在8月12日的《编后语》中提供了广州石泽丰的地址:广东广州市新港中路赤岗二街22号自编001号。这个地址与广州新港街道办事处也风马牛不相及。而《松江之声》的编辑正在等候广州石泽丰给个说法。
 
池州石泽丰跟我同乡,是个很有才华的小伙子。为人宽厚勤奋,从初中开始,就在《初中生必读》、《安庆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文。我经常为有这样一个富于才情的乡友而感到自豪。近十年来,他做过很多工作,辗转奔波,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池州购房置业,娶妻生子,生活得很不容易。而广州那个石泽丰,如果真是在《新港社区报》,那么他的生活条件则相对优越。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份以街道命名的报纸,工作人员大多为公务员。一个掌握着街道宣传喉舌的公务员,在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应该是活得相当滋润的。
 
可是,这样一个理论上比较体面的家伙,居然小偷小摸,沦为并不风雅的文贼。不过,我从网上搜索出来的赃物看,广州石泽丰冒名发稿的报刊层次都不高,很多都是内部刊物,报刊所在地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这些报刊了。论行情,这些报刊开支的稿酬是相当微薄的。那么这个小偷石泽丰“偷菜”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利,就是名。我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石泽丰为了在《新港社区报》混得体面点,就想在其他报刊发表一些文章,装点门面。苦于自己又一肚子稻草,无才无德,于是就偷池州石泽丰的,让身边的人真假莫辨。
 
被人偷了,固然窝火。不过,小偷逮住了,也有一番快意。我想,心存正义的读者们看到我这篇文章,定然会随声讨伐广州那个文贼。文贼所在的单位,还会容留这样一个道德败有问题的人吗?在网络社会里,偷窃文章,这是多么愚蠢的勾当!
 
2009-03-02 00:07
女儿带回来一份作业,说要“亲子互动”。是一张表格,学校要求家长在网络上找一个雷锋的故事,抄一段雷锋的格言。我一看,明白了,三月了,花要开了,雷锋又要学了。学校的文件就是圣旨,女儿不能违抗,我更不能违抗。我提起笔就填开了:故事是雷锋用自己当兵的津贴,买鸡蛋送给孤寡老人;格言是那段有名的“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
 
“你太厉害了,爸爸!不用上网查找就能写出来。”女儿见我落笔成章,佩服得不得了。我告诉她,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把这些背下来了!女儿对我竟然有些敬佩了。她哪里知道,当年我们学雷锋的环境,比她这一代优越多了:我们的课文里有雷锋下雨天背小孩过桥的故事;我们的连环画里有雷锋当兵帮助战友和贫困老大娘的故事;我们的作业本上有领导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的音乐课上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的搪瓷碗上有雷锋闪着光芒的画像;我们的时尚是冬天里戴一顶厚厚的雷锋帽……
 
那个时候学雷锋,我们都落到实处。我跟堂哥放学后回家学雷锋,替村子一个瞎眼老太婆抱了一灶间柴禾,然后又到池塘边替老太婆抬水。堂哥把一双崭新的小号解放鞋丢在塘边,赤着脚回来找的时候,鞋却不见了。堂哥十分受伤,从此以后,每学雷锋,就心疼自己那双解放鞋。
 
我们主要是学习雷锋同志拾金不昧的精神。有的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拾到一分钱,到学校就立刻交给老师。老师就取下黑板角上挂的“好人好事登记簿”,把这个同学的好事记上去。有的同学在放学的路上拾到一支铅笔,回到学校,也交给老师,同样被登记在册,受到表扬。不久,我们教室讲台下就堆放了不少鞋子、旧衣服、草帽、菜篮子、镰刀等等。都是农民们“丢”的。
 
有一天,本班一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竟然拾到一头老黄牛。该同学把牛牵到学校里来,要交给老师。可是老师办公室小院子的门太小,牛进不去,同学只好把牛放在院子外面的操场上,自己进去向老师报告。老师立刻重视起来,问清来龙去脉,就到院子外看牛。这时候,牛正在操场边老师们的菜园子里埋头吃菜。两畦莴笋连根拔掉半畦。老师气得直跺脚!一把拧住同学的耳朵:你去翻开书看看,雷锋什么时候拾到过老黄牛?
 
同学们学雷锋的积极性并没有因为老黄牛事件受到挫折。但是后来我们学雷锋还是学出了问题。有一天下午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在路边的庄稼地里“拾”到一把锄头,扛起来就往学校里走。没走几步,后面就有人追上来了。同学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农民很快就追到了学校,双方在操场上争夺起来。老师连忙出来解围。同学说是拾到的,农民说他是偷的。老师训斥同学说,即使是拾到的,你也应该物归原主呀!同学很委屈地说:您还没有给我登记呀!
 
后来,附近村庄里凡是有人家丢了东西,他们哪里也不去问,径直到学校里来要。有一天上午,区教委的领导正在我们学校听课,忽然有个庄稼人挨着教室问老师,有没有同学拾到他们家的菜刀?那天以后,我们直到小学毕业,都没有再学过雷锋。
 
我最近一次学雷锋,是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系团总支组织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我们班到火车站去给旅客送开水。班长与车站有关负责人临时沟通后,我们就抬着开水桶上了月台。这时候,一列火车正好靠站,同学们连忙到列车窗口送水。乘客们开始将信将疑,后来知道我们在学雷锋,就都涌上来要开水泡面。正当我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身后突然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推翻了我们的开水桶。
 
原来,这些人长期盘踞在月台上卖面卖水,我们的学雷锋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在月台上做买卖,得向车站有关人员交好处费。因此在这块地盘上,他们的利益是受到保护的。由于没有协调好,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开始我们人少,在冲突中比较被动,很快其他学雷锋“点”上的同学闻讯赶来支援。那群地头蛇就吃了暴亏。若不是系领导跑得快,差点就酿成恶性群体事件。
 
在那一场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之后,我们就揣着各自火热的青春,离开了学校,告别了纯真,开始了没有雷锋的日子。而今,女儿又开始学雷锋了,这种是曾相识的感觉,让我恍若隔世。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国家才出一个楷模,几代人前赴后继地学习着,可至今没有取得明显的学习效果。而且这个楷模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终于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搬进了网络,跟很多不靠谱的故事一起,生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
 
不过,我们还得感谢老师,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们还能适时提醒家长和孩子们,把那个尘封的偶像搬出来,擦一擦,看一看。让雷锋的精神在这几天放放光芒。哪怕是做个样子,都已经让我们心存感激。
 
2009-03-01 11:35
才当了半个月小组长,女儿就把官场那一套学到手了。原来因为要给老师“勤政”的印象,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搞得我这个夜猫子老爹叫苦不迭。我当初乐观地估计,她这样起早摸黑,持续不到一个礼拜。嘿,还真被我猜中了。女儿在连续四天之后,第五天早上就开始赖床了。我在原定时间拍着她的屁股喊她起床时,她嘟哝着,老师不会来这么早的!
 
原形毕露了吧!那一套果然是做给老师看的。我问她,同学们等你过去交作业,查背书怎么办?女儿说,让他们等着吧!只要赶在老师前面进教室就行。典型的小官僚作风啊!她不是想着怎样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而是想着做表面文章给老师看。摸透了里老师的习好,掌握了老师的行踪,然后就欺下瞒上啊!我身边这样的人太多了,没想到家里也冒出一个来。
 
看来,女儿当这个小官,已经渐入佳境了。而且她还学会了钻营勾结,打击报复和以权谋私。英语课代表在她一个组,有时候语文课文背得不是很熟练,女儿也睁只眼闭只眼,用红笔在对方的书页上画一个五角星,表示通过。女儿这样做,是有动机的。有几次她的英语课文背得不够熟练,英语课代表也对她网开一面。而且她跟其他班干之间,也都遵循着这样的“潜规则”。
 
这还了得!当个小组长,就学会了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官官相护的关系网络,居然在老师的眼皮下悄悄形成。我当即要给老师打电话,女儿求饶了,说老师要是知道,所有班干都得撤职,这样一来,她在班上怎么“混”?好一个“混”字啊!混迹官场,混迹江湖。这么点孩子,就学成“混混”了!要知道,“混账”也是这个“混”。
 
看来,我们不能把孩子看得太简单了。以前我去接女儿的时候,总是看见女儿背着书包,提着饭盒,形单影只地走出来,小眼睛在人群中到处找我。我则像傍晚菜市上被人扒剩的白菜帮子,晾了好半天才被女儿“捡”走。现在情形大不一样了,她才到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喊她:“你爸爸在这儿!在这儿!”语气热切,充满了感情色彩。我牵着女儿要走的时候,小朋友们都跟女儿喊再见.女儿也抬起细瘦的胳膊,向同学们挥动着小手,派头十足。我也跟着沾点光。有道是,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何况我是小组长她爹!
 
同学们怎么突然这样客气了?女儿毫不隐晦地说,巴结班干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看不出来?背书、交作业、扫地、擦桌子,哪样不要班干照顾?你以为班干是好得罪的?得罪班干,桌子都得擦两遍才验收呢!看来真是这么回事。最近我经常在女儿的书包里看到一些新鲜的玩意:图画书、怪异的铅笔、小玩具什么的。女儿说,这都是同学们主动借给她的,她玩玩就还给人家。我在办公室里,手下也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然而,我的小干部却没有女儿做得这么滋润。
 
不是我上纲上线,孩子们的这一套,简直就是“官场现形”的微缩版啊!我忍不住要对她进行警示教育。女儿就说了,老爸,那些道理你都讲一百遍了!但是全班同学都这样,所有班干都这样,我一个人不这样,行吗?到时候大家就都不跟我玩了,你又说我不团结团学!是啊,班干也难做,女儿也有她自己的难处。宁可跟着“腐败”,也不能搞特殊化,毕竟,她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中。
 
我也曾想过,私下里让老师把女儿的小组长换掉,让她继续以一种平常心态学习。然而,我又反过来想:既然她身边的环境这样了,不当班干,她还得学会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看班干的脸色行事。我还得时常给她准备些小玩意去巴结班干。再说,她还要花时间去调整自己“罢官”的心情。更让我担心的是,她的小组长当得好好的,突然被撤掉,同学们怎么想?现在对她窝火的同学们会不会报复她?大家对她这样一个“前组长”有多少理解和宽容……
 
班级小“官场”,也够复杂的。
 
2009-02-27 22:3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的街头出现了一些身穿青布袍,头系黄丝绦的人,他们挑着一担烧饼,打着杏黄旗,旗上大书“武大郎炊饼”。这些流动的摊贩自称来自武大郎的故乡阳谷县,他们的炊饼就是武大郎当年与潘金莲开夫妻店时的货色,原汁原味,绝对正宗。
 
这样的噱头,听起来确实可笑。“武大郎当年”是什么十年代啊?按照《水浒传》的故事背景,应该在宋仁宗年间,距今已近千年。而且只要读过《水浒传》的人,也都知道,武大郎的故乡不在阳谷县,而在清河县,他时来运转,得着潘金莲这个大美人后,就携妻迁居阳谷县的。夫妻俩在阳谷县做起炊饼的小买卖,这是他们从清河县带来的手艺,说什么也不是在阳谷县学来的。
 
那么武大郎的炊饼到底是什么样子?跟现在街头武大郎那些孝子贤孙们卖的干巴巴的烧饼,是一回事吗?我们在电视剧《水浒传》中看到,潘金莲还是一个良家妇女的时候,每天起得早早的,给武大郎做好一担炊饼,然后打发武大郎出门叫卖,自己则在家里用蒸炊饼的开水洗澡沐浴。虽然电视画面中,没有出现武大郎跟别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场面,但是我们还是有缘一睹“炊饼”面目。那就是卖梨的郓哥儿告密后,武大郎给了他几个炊饼,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几个白面馒头。
 
前后印证,电视剧《水浒传》里,武大郎的炊饼,应该是蒸出来的,模样与加工方式,跟我们今天蒸的馒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当然,电视剧里的说法,也不过一家之言。“炊饼”到底是什么模样?往事越千年,武大郎和潘金莲早不在了,我们只能借助史料。
 
《辞源》里这样解释:“宋仁宗赵祯时,因蒸与祯音近,时人避讳,呼蒸饼为炊饼。”这可谓一语道破,炊饼就是馒头!在“百度”上一搜索,关于炊饼的来龙去脉,更是一清二楚:炊饼或者说蒸饼起源很早,《晋书·何曾传》提到何曾“性奢豪”,有“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的记载。裂开十字花纹的蒸饼,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开花馒头”。南宋杨万里写了一首《食蒸饼作》诗,道:“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按照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炊饼是皮面裂开“十”字口子的饱满的馒头。
 
在《水浒传》里,也有关于馒头的记载。我在《上海话》一文中已经说过。那时的馒头是带馅的,即包子。身价地位比今天的馒头略高。母大虫孙二娘也说了,那个馒头是做点心的,不是主食。
 
近千年来,馒头还是维持着它日常主食的身份。即便在宋仁宗年间,炊饼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武大郎潘金莲夫妇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大的本钱,卖炊饼是比较务实的。而炊饼的成本不高,加工起来也简便,也适合家庭手工作坊生产。郓哥去向武大报信,武大郎要送他十个炊饼,他嫌“炊饼不济事”,非要武大郎请他吃肉喝酒,可见连市井贫民也不认为炊饼是什么美味。
 
显然,现时街头的“炊饼”还是没有得到武大郎的“真传”。当然,如果当今的武大郎们知道炊饼即馒头,估计他们也会挑着一担馒头满街叫卖。经过施耐庵的镀金,以及现代电视传媒的包装推广,武大郎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具有“名人效应”。他们卖的其实不是“炊饼”,而是“武大郎”。虽然我对这些流动摊贩的经营方式心存疑虑,但是,我也很欣赏他们主动去文学名著中挖掘商机的精神。因为这一点,也让他们粗陋的营销活动,多了一番滋味。
 
套用某电视节目的路数,结尾作打油诗一首。这正是:
 
北宋炊饼成干粮,误把阳谷作故乡。
只为营生谋小利,满街都是武大郎。
 
2009-02-25 10:00
有朋友在部落格里诉苦:卖自己的书,难!帮别人卖书,更难!我一看就乐了。我也有同感啊!有一年,朋友出了本书,找我帮忙处理几本。当时我身边有一帮文朋诗友,心想大家帮个忙,每人一本,也能卖掉十来本。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很单纯。大家把书翻翻,旁边一丢,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书,别说花钱买,请我读,我还得看面子呢!
 
说这话的也是朋友啊!我虽然很尴尬,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朋友的书,做得的确太仓促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印出来。或者说你印出来了也没有必要拿到外面去卖。借用那句恶毒的话:“你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你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何况现在出版一本书,跟作品本身的水准真的不挂钩,既然不再指望通过出一本书来说明什么,就自娱自乐好了。
 
我并没有标榜自己清高。跟所有舞文弄墨的朋友一样,印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一直是我的梦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文以及平时练笔的文字,工工整整地抄写出来,装订成册。并为每一册都取一个好听的名字。那时候的印刷品没有现在这么泛滥,在全班同学之间传阅半年的,也许就是那么几本作文选。因此,我的“手抄本”在班上相当有市场。常常是这个同学借两天,那个同学借两天。同学们看完了,还很认真地跟我讨论,甚至连一个错别字都给我圈出来。
 
那时候写作,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根本就没有打算拿到报刊去发表,也不知道投稿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为写而写,在写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快乐和满足,借写文章消磨一下不识愁滋味的时光,或者记录一些自己萌动的少年心事。我的“手抄本”里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写作的动机明净得如一杯纯净水。
 
后来,我学会了投稿,学会了揣摩编辑的意图。我把某个报刊一段时间以来刊发的文章,从前到后翻一遍,我就知道这个编辑的好恶,某个版面选稿的标准。然后,我在写稿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向那个编辑的要求靠拢,尽量符合某个版面的需求。这样量身定做出来的文章,只要不写得太烂,一般都会见报的。然而,我却因此失去了很多:我的文笔不再舒展自如,文章雕琢的痕迹越来越明显,虚情假意的东西开始充斥在字里行间。
 
偶尔看到一些作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甚至儿童时代就发表了诗歌。他们或多或少想把自己美化为神童,从而获得更大的精神满足。然而,我一想到自己那么早发表文章,就感到无限的懊悔。“早慧”使我的文章和个人品格过早地沾染了市侩气息,从而导致我的写作生命夭折。
 
女儿平时爱画画,偶尔看见同龄人的作品发表在报刊上,就无比神往。我从她的眼神里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因此,当她提出要把自己的习作拿出去发表时,被我断然拒绝了。我跟她说,让她的画印到我的报纸上,太容易了,但是我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她问为什么?我说还没到时候!比如一棵开花的树,早开的花往往很难结果。
 
整个青年时代,我一直在苦闷中写稿投稿,将文章变成铅字作为衡量自己写作水准的唯一的标尺。发表则喜,不发则忧。回首自己那些年的写作活动,没有任何成果留下,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今年年初,受老友长乐启发,我再次回到部落格里写作。一开始,我也就为写而写,觉得每天必须堆些文字到自己的网络空间里。写着写着,那种久违的感觉又悄悄地回来了。我自由自在地写作,没有任何杂念和羁绊。偶尔写出一两篇自我感觉不错的东西来,忽然又开始手痒,想拿到报刊上去晒一晒。可是我数数字数,给报纸太长了,给杂志太短了,因为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拿出去发表的。于是就干脆把它们养在部落格里,不想为发表削足适屐。
 
这种本真写作状态妙不可言。我每天自觉写作,并乐此不疲。有朋友因此夸我勤奋。其实写作也是有瘾的,每天到了某个时间,不写点什么,就觉得有些烦躁。因此,能够持续写作,并不是什么值得夸奖的美德,跟勤奋是不搭界的。活到老写到老,境遇再恶劣,酸水还是要冒的。有驻马乌江悲叹虞兮虞兮的,也有刀在脖子上还仰天大笑的。可见写作与食色是一路的。
 
长乐问我是不是要出版一本文集?我已经答应他了,到时候找报社的美编给我做个封面,自己再花上两千大洋,找一家民间印刷厂,用上好纸张印上若干册。不能印得太多,够发就行,否则就是累赘。我不以牟利为目的,就不叫非法出版物;我不拿到市面去销售,也就没有扰乱市场秩序。我无非是花点钱,把自己写的文章,从自己的电脑里移到了自家的书架上,如此而已。
 
延伸阅读:《陈仓:一个尴尬的边缘诗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8bb41010004l6.html
 
 
2009-02-22 15:29
表哥坐在祝桥工业城某栋厂房三楼的脚手架上,向工地外杂草丛生的荒地深情地歌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1992年夏夜的月光,清澈地照耀着表哥洗得退了色的海魂衫,表哥却显得格外青春英俊。表哥的歌声并不动听,沙哑的嗓音里,露出的却全部是心声。
 
表哥回过头来,望望还在蚊帐里学习的我说,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我说你写给谁?表哥说,写给舞兰。我说你想好了?表哥说想好了。我说真要写了?表哥说真要写了。
 
表哥只比我大几个月。其实是我堂弟的表哥。1992年夏天,我职业高中毕业后,跟村子里的男劳力一起,到上海务工。我细皮嫩肉,包工头担心我干不了粗活,不想收留我。表哥是很好的泥瓦匠,坚持要把我留在身边做小工,包工头就没有办法。表哥有情有义。
 
下雨天没事做的时候,表哥就跟我在一起吃肥肉喝烧酒。喝了烧酒,表哥就会跟我说,他真的很喜欢舞兰,要娶舞兰做老婆。我说你情书都不敢写,还谈什么老婆?表哥就有些沉默。有好多次,表哥睡着睡着,就推推我说,你写吧,我明天就发出去。不过,过一会,他又说算了算了。
 
那时候,我只知道舞兰是表哥隔壁村庄里一个小巧的女孩儿。表哥要我帮他写信,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要向舞兰表白。我担心表哥拿了信,并不真的寄出去,第二天午饭后,我跟着他去工业城外面的邮局,盯着他把信塞进了邮筒。
 
几场暴风雨后,天气渐渐转凉了,我收拾好行囊,回家插班复读。表哥送我到汽车站。临分别时,要我去找一下舞兰,问她愿不愿意来上海?“你就说上海工作好找,工资也高。”到家后,我在小街的一间饮食店里,见到了表哥那位身材矮胖的心上人。
 
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表哥。在我进大学之后,表哥托人找我,要走了我的职高毕业证书,说有了高中毕业证,进工厂就可以当技术工。这时候,我才知道舞兰已经为表哥生了两个孩子。
 
日子一晃就是十来年。2003年春节后,我刚从老家回到合肥没几天,父亲就打来电话,问我在上海有没有得力的熟人?父亲说你表哥在上海出事了。我以为表哥跟人打架或者碰上了其他麻烦事,就随口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赔点钱嘛!父亲说,人已经死了,就是要让对方多赔点钱。我一惊,问谁死了?父亲说,你表哥死了!
 
表哥出事的时候,在吴淞码头一个装卸公司里打工。那天他站在船舱里,负责把吊进船舱的硬纸板从吊车力臂的钩子上取下来。当一捆硬纸板吊进船舱时,捆扎纸板的钢丝绳松了,纸板从钩子上滑落,倾泻下来,表哥被埋在那一堆纸板下面。
 
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在表哥的后事处理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帮他抬高命价。不过,那家公司最终还是给表哥留下的孤儿寡妇以及父母赔了不大不小的一笔钱。然而,没过多久,舞兰跟表哥的父母在分割这笔钱的时候,闹了很大的矛盾,最后闹到了法院。我那堂表叔说,他知道我跟表哥关系好,这个时候就该帮帮他,他要我回老家去,帮他到法院活动活动。然而,我拒绝了。
 
表哥深深地爱着舞兰,我比谁都清楚。表哥的生命是他父母给的,但是表哥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舞兰。
 
几年后,我再次在小街的餐馆里遇到舞兰。舞兰没有改嫁,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我问舞兰,表哥那笔钱你和孩子们最终得到了多少?舞兰说一分都没有得到。法院将钱冻结后,在老家和上海之间来回“调查”了好几趟,钱就这样花掉了。
 
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为表哥,为舞兰,为他们的两个孩子,为祝桥工业城脚手架上那沙哑的歌声。舞兰擦擦眼泪说,表哥在生的时候,经常跟她讲到我,说当初不是我捎信叫她去上海,这一生也许他们就不能结合,她也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人。
 
“你表哥是个粗人,心却细密,是知道怎样疼我。”说这话的时候,舞兰的眼神里荡漾着恍惚的微笑:“在去上海前,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虽然他读的书不多,但那封信的每一个字,都能落进我心窝。我被他的真情感动了,信我还保留着……”
 
2009-02-22 15:37
到今天还在舞文弄墨的中年人,有几个没有文学社“社员”的经历?中国文学经过“伤痕”和“反思”后,就从隆冬走进了春天。爱好文学成为一种时髦,我们在杂志上看征婚启事,就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找不到对象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好文学。一开始,我悲哀地认为,文学是老光棍或者老处女的消遣。后来,我校高中部的校花在临毕业时,托我班上的女同学传纸条,请我看电影,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学竟然是那是这样年轻!
 
 文学社遍地开花的八十年代早期,我还在小学的课堂上研究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除了几首唐诗之外,尚未接触到真正的文学作品。我进入初中后,终于拽住了文学社的尾巴,赶上了风光的文学年代。我们初中附近的一所小学里,从县城师范学校分来一位十分帅气的男教师。男教师戴着深度近视眼睛,表情十分忧郁。小学升上初中的同学说,这个老师会写诗,是县城一个文学社的成员,他的名字叫刘鹏程,文章都上了省报,铅字的!后来这位老师来我们学校打篮球,有同学悄悄地给我指认了。
 
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自从接触到作文选,我就一直幻想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于是,我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敲开了刘老师的宿舍门。刘老师很认真地接待了我。我看着他贴满文章的剪报本,抚摸着他文学社的会员证,心里眼里塞满了羡慕。
 
有老师开导了,我从一个作文写得好的初中生,迅速转化为文学少年。初三那年,我在《安庆日报》的文学副刊发表了两篇作文,整个学校都轰动了。我居然还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学校领导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把我作为例子,证明学校里的第二课堂开展得卓有成效。不久,我就收到县城中学文学社寄来的入会邀请函。
 
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我是否加入了那家文学社。不过,学校因为出了我这样一只“成果”,就决定因势利导,引导更多的学生走上文学道路。于是,语文教研组让一名能写格律诗的老先生领头,成立了本校的文学社。既然结社了,就要有刊物,于是就不定期出版了八开两版油印小报。学校里还没有那种一推一拉的打字机,社刊都是由学校里那位能写印刷体字的老师刻蜡纸印刷的。不过,报头却是红色的。这就意味着,印刷这份小报,得刻两张蜡纸,分别用红黑两色油墨来印。
 
现在想来,那份油印小报,虽然谈不上精美,但是,大家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可能是因为太费事了的缘故,这份油印小报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文学社虽然一直没有正是宣布解散,但后来也从来没有组织过活动,即所谓的名存实亡吧。
 
进入高中后,时间虽然已经进入九十年代初期,但是文学冲击的余波还是在校园里鼓荡着。在团委的支持下,有两个爱好文学的老师,也组织了一个文学社。社刊还是手写油印的,开始计划每月出版一期16开32个页码的杂志,后来仅仅出版了一期。当时全县也有几家文学社搞得很有“腔调”,诗人浪濯办的“太阳帆”文学社还把征文海报贴到我校食堂的墙壁上。几个月后,浪濯等人骑着自行车,跑了近百公里,辗转来到我校,给我“颁奖”,文学精神实在可嘉。
 
我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混到现在混成了文学中年,细细想来,也就高中那几年最风光。学校传达室里的老师,时常拿着一张稿费汇款单,在课间亲自送到我教室来。食堂里的工友给我打饭打菜时,都会多给一点,说这孩子了不得,写的文章都在北京发表了。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在学校的井台边洗衣服,就会有那么几个女生,悄悄地端着一个洗衣的盆子,也到水井边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心灵手巧的女生们就帮我把衣服洗好了。
 
这样的好日子,在我的高中结束后也就结束了。进到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磕头碰脑的到处都是才子。爱好文学已经不再是吸引异性目光的“骄点”,甚至慢慢地被附加了一层不学无术的负面含义。中文系那帮小子,说起那些死了的或仍在活着的作家来,语言十分刻薄。在他们面前,我又回到了小学,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听他们谈文学。他们写起文章来,也是风卷云舒,让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安徽师大那个江南诗社可是全国有名的。我凭着中学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很顺利地加入了这个至今还在活动的文学社。不过,我加入诗社后,只写了一首诗,每次诗社向外推荐作品时,我那首“不朽”的诗篇,经常会忝列其中,于是这首诗就在各式各样的报刊里出现过。我有理由相信,我如果再写一首诗,肯定会为自己的一辈子浪得诗名。庆幸那首诗一直没有写出来,不然中国的诗坛上肯定又多了一个混混。
 
在一次诗社的活动中,我发现很多诗社成员都没有作品。当时的社长徐春芳说,诗歌也要活动家。这些诗歌活动家跟诗人们一起,是推动中国诗歌发展的生力军。后来,我认识了诗社里几位女社员,她们也是那种有作品却拿不出手的。但是每次有作家来讲座,她们都很活跃。男作家也对她们十分友爱。讲座后往往有个互动环节,我看见那个头发稀疏的老作家,满面慈祥地抓住一个女社员的小手,另一只手在女社员的手背上轻轻地拍打,真诚而热烈地交流着。再后来,我就看到这些女社员的作品陆续刊登在一些十分核心的诗歌刊物上。毕业后,她们很多人以此作为垫脚砖,进入一些知名报刊,继续她们的文学活动。
 
看来,大学里的文学社不再是中学的草台班子,这里是一个大舞台啊!未来三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向,都在这个舞台上排练。这样的文学社,俨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缩影。作协里有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的优秀作家,也有靠一两首打油诗混进作协,就潜心当官的文学活动家。总之,这是一个才子与流氓混杂的群体。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就将某作协的会员申请表退了回去。而这个诗社也就成了我这辈子与文学社团的终结。
 
而今,我们这帮上世纪八十年从文学社走出来的中年人,又全部蜗居在博客上。我们各人守着各人的田地,各人种着各人的庄稼。偶尔到人家的庄稼地里去逛逛,看看别人在播种什么?看看别人的庄稼长势如何。时间一长,我们发现真正在种庄稼,且互相交流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这个状态,我们似乎又形成了一个网络上的文学社。
 
不过,我们现在谈到文学的时候,二十年前的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反而变得羞羞答答。征婚启事的条件选项,也被修改成对金钱与美貌的直接诉求。人们听到文学两个字,基本上都会在潜意识中泛起“酸腐”两个字来。我们潜伏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唯恐被别人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有一个陌生是网友,看了我的文字,告诫我说:“如果你在一个企业工作,可以写写风花雪月的文章,最好不要去公开发表,公开发表也没有关系,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你写的;如果在一个做实业的地方将你归类为文人,你的前途就危险了。”
 
这个时代怎么了?
 
2009-02-22 15:41
陌桑先生坐在办公室里,忙里偷闲觑了一眼惨绿惨绿的大盘,心里头拔凉拔凉的。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公共餐厅里的大排已经上涨到5.5元一块,吃碗杂酱面也要十来块,而磁卡里的饭贴却纹丝未动。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谁也没有答案。所谓的经济学专家们除了摇嘴鼓舌放马后炮之外,就是吹牛,给款爷当帮凶,具有娱乐至死的幽默精神。他们的专业知识就像妓女们抱在怀里的两个硕大的乳房,是用来招摇的,已经看不出任何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2008年1月一个雨雪交加的上午,陌桑先生赖在被窝里取暖。听信专家的鼓噪,用手机买下三只股票。他从被窝爬出来的时候,扫了一眼电脑。凤凰网的滚动新闻里,有一行红色的六号字:美国暴发次贷危机。陌桑先生没有国际金融方面的知识储备。等他后来花时间补课时,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那个农民式的中国小知识分子站在风暴的漩涡边上,眼看着自己辛苦积累起来的票子,在漩涡里起起落落,最后化为乌有。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陌桑先生一个月只有302块大洋,没有一分钱存款。银行里的利息涨涨落落,他毫无知觉。看报纸时,碰到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货币贬值等词语时,也总是跳过去,认为这些玩意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至于股票是什么?期货啥模样?也是两眼一抹黑。因此,在那一波金融风暴中,陌桑先生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捞着。给厂长写报告,提到产值下降的时候,虽然笔下把罪名加到亚洲金融风暴上去,但心里明白,这是老板在玩“仙人跳”。
 
这一次,陌桑先生却感觉自己也躺在风口浪尖上,虽然风暴对他的冲击还是比较柔和,不至于有吞没的危险。2007年夏天,他在兰州一家饭店吃羊肉时,伸出一只油晃晃的手,接了他那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老婆的一只电话。老婆说有个看房的,出21.7万买他那个破房子,现钱,卖还是不卖?陌桑先生嘴里一边嚼着手抓羊肉,一边含混地问了句该掌嘴的话:“卖掉房子,你住哪?”机会就这样过去了,那个可爱的21.7万,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他再想卖房时,中介的先给他砍一刀:18万,挂不?人家还要还价呢!
 
那时候汇景四期的小高层即将封顶,新房售价只是稍高与附近翠微苑小区十年的房子。然而,陌桑先生那套70平米的房子,从一开始挂12万最后飙升到21万时,就把他的头脑冲昏了。这个从小憎恨数学的中年男子憨厚地认为,到2008年春夏之交,那房子冲到25万,应该难度不大。就在此前的三个月,他刚刚买下的一处楼盘,市价已经上升40%。他坐在丽江古城某茶楼的一隅,跟朋友敲着茶杯算资产升值率,春风得意。
 
没有经历过危机的陌桑先生,几乎没有任何风险防范意识。2007除夕前一天,他的3只股票中,有两只涨停,一只停牌。这个时候,本应该抽身而退,而他却恋恋不舍,指望春节后首个交易日,迎接开门红。然而,开年后,那几只股票一直在九宫格里玩着进一退二的数字游戏。陌桑先生表现得格外浮躁,像押宝一样,把所有剩余资金,全部追加到奥运板块上。
 
就像奥运会一样,除了给我们国家换了个好名声外,咱们啥实在都没有捞到,赔钱赚吆喝。奥运会也没有挽救奥运板块。陌桑先生被高位套牢,而今,真是高处不胜寒。
 
其实,陌桑先生在本次危机中,似乎也是个受益者。为逼迫老百姓把养命钱拿出来花掉,拿出来爱国,银行在今年的元旦前,接连5次降息。陌桑先生的银行贷款不足农行抬杠的30万元,虽然享受不到7折利率优惠,但仅仅那5次降息,就把陌桑先生的房贷利息挫下去很多。让他乐呵了好些日子。陌桑先生曾经想,等股票解套了,就提前还贷。以现在的行情,估计房贷还清了,股票还在套着。
 
没有钱的陌桑先生,基本上不敢轻举妄动,以前总要找机会到处跑跑,现在收紧银根,窝在家里,哪里也不去。而且脾气也好得很。不仅老婆辞职的事,暂时撂到一旁,他自己现在不敢再跟领导顶牛了,怕找工作。人才市场上那黑压压的人群,吓死人。这年头,看别人找工作,都犯晕。要是轮到自己,不敢想象。所以,乖点,夹起尾巴做人。要折腾,等危机过去,他再重新收拾旧山河。 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藐视天下!”
 
2009-02-22 15:58
今天我要讲的洋人让座,不是用来给某些不愿让座的国人当作反躬自省的镜子的,而是让这些国人用来引做同类而聊以自慰的。以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道德造诣颇高的人士,一说国人某些欠文明举动,动辄搬出西方绅士淑女们的道德楷模来,让我等没出过国门之辈只有羞煞的份儿。
 
下午我在报社附近上了一辆从火车站开来的113路公交车。午后的公交车上,人并不多,前前后后,不少座位都空着。车到常德路站,上来一位老妇。老妇有多老?这年头看头发,瞅腰板弄不好都会走眼的,保险的做法是听她刷老年乘车优待卡的提示音,就知道她的年龄在70周岁以上。
 
老人站在车门边上,手抓着扶杆。车开动了,老人的身体跟着摇晃了一下。这时候,我看见售票员起身,走向“老弱病残孕”特需人群专座,拍了一位女士肩膀,请她让座。这位女士看了售票员一眼,很知趣地起身,向车前面的空座走去。然而,老人迟迟不肯落座,一个劲的对售票员说:“怎好意思让外国人让座?”我这才注意到,这个被售票员请起来的女孩子长着一副欧美人士的体面面孔,乍一看,很像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
 
“怎好意思让外国人让座?”这是什么逻辑?售票员女士显然对老太太的说法不以为然,大声对我们说:“管他哪国人,坐在特需专座上,就要为老人让座!”这话说得对。然而,这一幕仍然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作为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西方少女,为什么一到中国,就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外国人写的帖子,是给那些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做出行“小贴士”的。帖子说,在上海过马路,不是看红绿灯的,而是看有没有车辆云云。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难道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在我看来,外国人“偶尔”也不文明,并非由橘变枳的缘故,而是本性使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也会偶尔良心发现,偶尔文明一次,绅士一回。其实这个与国民素质的关系真的不那么“铁”。至于有些人,动辄说他在欧洲见到的人怎么怎么着,他在美洲见到的人又是怎么怎么着,我看这是矫情,纯属扯淡。说到底,还是“华人与狗”观念在这些中国绅士的脑袋里根子太深的缘故,他们的见识,其实跟“怎好意思让外国人让座”的上海老妇一般。
 
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24项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00年“公共花园”(外滩公园)确乎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到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百余年来,“华人与狗”就一直成为我们中国人受屈辱的象征。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在这些历史包袱的重压下,就慢慢地不自信起来。
 
经过百余年的反省与“补钙”,我们在与西方人士交往时,腰杆子似乎挺直了一些,然而,历史的阴魂挥之不去,中国绅士和上海老妇们的内心深处还在痛苦地挣扎着。挣扎的结果是他们在洋人面前,本已挺直的腰又情不自禁地弯曲下去,在国人面前指指点点的双手又不知放哪里好。做惯了奴才的人,还是觉得做奴才自在。看来,“一个晚上能够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一百年却培养不出一个贵族”,这个说法并没有歧视“新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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