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是世界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祖籍湖北省黄陂县，1956年从台湾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被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自1990年7月田长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名牌大学的华人校长后，创造了许多教坛奇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田长霖频繁穿梭于中美之间，充任了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友好使者。他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

发明“安全煤气灶”

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湖北省汉口一个书香之家。其父田永谦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中华大学担任教授。田长霖家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六。两三岁时他就能背诵大人教给他的古诗词和故事，当时一个亲戚从上海带回几本有关恐龙的书，他看着看着，突然“发现”新大陆：人的牙齿同食草恐龙的牙齿一样，是平的。于是他振振有词地说：人不是食肉动物，而是素食动物，希望家里人都吃素。

1939年，四岁的田长霖跟随母亲从汉口逃到上海，与在金城银行工作的父亲团聚。日本投降后，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他也是湖北人，在中华大学担任教授时，与田永谦建立了深厚情谊。吴国桢上任后力邀田永谦从政，并委任他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上海市银行董事长。此时田长霖在上海励志小学念书。他喜欢运动，常常踢一种“永”字牌的小皮球。他总是以特等成绩高居同年级之冠。小学毕业后他又以特等成绩考入上海位育中学，在“位育”，他遇到了他的同班好友，也就是作家陈伯吹的儿子??20世纪90年代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直到如今，陈佳洱提起田长霖，常会眉飞色舞：“在我们同学眼里，田长霖的学业成绩是高不可攀的，尤其是他的数学很冒尖，每次考试都是满分。不过他的小调皮也是出了名的，在同学们中很难找到对手……”

小时候的田长霖动手能力就特别强，每次家里给他买了新玩具，他都要把所有零件拆卸下来，不一会儿又重新还原。他还喜欢看科技、百科知识类的书籍，并对照书本，或根据生活中的实物，搞些小发明小创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小发明小创造又多了一些“纸上谈兵”。比如他要改装一个小玩具，先画一张草图，然后再按图纸操作。田长霖在读中学时，经常听一些大人谈起家庭煤气爆炸的事。田长霖想，能不能发明一种既安全又便宜的煤气灶，让悲剧不再重演呢？比如找一种合金材料，这种材料在受热情况下就会发生形变；回到原温时，又会恢复原样。基于其特性，只要在原有的煤气灶上安装一个新的安全装置，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那年暑假，在老师的支持下，田长霖独自一人去了实验室。哪一种合金材料最好呢？他将各种材料一块块地测试，并将每次测试结果如实地记录下来。遗憾的是他的安全煤气灶做出来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却很淡薄，所以压根没想到去申请专利。

1949年田长霖随家迁到台湾，他就读于台北建国高中。天生好动的田长霖成为篮球运动的狂热参与者。1951年田长霖高中毕业，家里希望他日后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就鼓励他考了就业面相对广一些的台湾大学工学院。在大学念书时，田长霖成了台大的篮球健将。

家教中的“师生恋”

1952年8月19日，田长霖的父亲在台北去世。二哥田长焯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找了一份家教。他教的学生是台湾富豪刘家的三小姐刘棣华。不久田长焯考取了美国普渡大学，他把这份家教工作让给了田长霖。

刘棣华给田长霖的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文静秀丽的少女，打扮既不花哨也不呆滞，犹如清水出芙蓉一般。当他们四目相对时，她的脸立刻臊得通红。他对她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是邻居家的小妹妹。刘棣华也打量着田长霖：蓄一个小平头，个子不高但挺结实，说话充满了自信，并带几分幽默。刘棣华对田长霖有点不服气：不过是大我两岁的毛孩子，凭什么来接你哥哥的班？她盘算着如何为难这位小老师。不久，田长霖就领教了这位娇小姐的脾气。幸好二哥曾一再忠告他：在台湾找份家教不容易，一定要耐着性子教。所以任凭刘小姐钻牛角尖，他仍像个大哥哥般，巧妙地回答她的问题。

两个年龄相当的年轻人成天在一起教学，谈天说地不免产生好感，于是逐渐建立起互信与友谊。田长霖念大学三年级时，刘棣华高中毕业，考入私立淡江英文专科学校。田长霖再也不能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出入刘家与刘棣华见面了；而且私立学校管理严格，他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找她。尽管在家教期间谁也没有给谁许诺什么，但总有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刘棣华的影子总在他脑海里闪现。田长霖以前从不看言情小说，现在他看了一本又一本。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他每天会不由自主地到刘棣华常去的电影院那儿去。这天他终于见到了刘棣华，从此，电影院成了他们爱情的驿站。1955年田长霖以台大机械工程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久接到了二哥田长焯从美国的来信，他鼓励弟弟到美国去拼搏一番。

美国有许多名牌大学愿意录取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无奈家道中落，田长霖只能选择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但不太知名的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就读。要越洋过海了，田长霖很想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可是双方家长都认为两人年纪太轻，还是不订婚为好。刘家家长更是直截了当地对田长霖说：要娶我女儿可以，但你必须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两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只好偷偷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订情照”。随后，田长霖去商场给刘棣华买了件衬衣，刘棣华送了他一根领带。

1956年9月，21岁的田长霖告别了母亲和恋人，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普林斯顿的“白卷”

在肯塔基州呆了一年，田长霖就获得了路易维尔大学硕士学位。他决定到爱因斯坦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可是当他兴致勃勃地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却惊奇地发现，他那张文凭在这所名牌大学里几乎一钱不值。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田长霖敲开了普林斯顿大学机械系主任的大门，主动推销自己。系主任从小伙子言谈中觉得是可造之材，但仅靠他一人不能促成田长霖入学，再得有一名教授举荐。他问了田长霖的指导教授后说：“你的指导教授有一位好友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授，你很幸运，问题可以解决了。”经过这两位教授的竭力引荐，田长霖终于进入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了。这以后，他才开始领悟到自己被拒绝接收的原因：在美国，一类大学与二三类大学，简直有天壤之别！他只能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去迎头赶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十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看书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

尽管学习十分努力，但他还是有“交白卷”的经历。在普林斯顿大学，他选修的是传热学课程，包括热传导、对流传导和热辐射三个部分。其中热辐射在当时属于最新领域，教材上只不过是些表面的介绍，不说在学生中无人涉足这一领域，就连教授也不开这方面的专题讲座。为慎重起见，田长霖参加口试前，登门拜访了时任系主任的指导教授霍克先生，问他需不需要准备热辐射内容。教授根据他本人的经验说：“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准备，大体了解梗概即可。”口试那天，田长霖胸有成竹地步入考场，台上坐有由五名教授组成的口试委员会，其中有田长霖的导师霍克，担任主席的则是有美国传热学掌门人之称的赛莫菲教授。口试的顺序是先由四位教授提问，田长霖对答如流，不论是教授还是他自己，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可是轮到赛莫菲教授发问时，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教授从怀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题目，第一个问题就让田长霖放了哑炮，因为它正与热辐射有关。田长霖无奈地说道：“对不起教授，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赛莫菲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仍是热辐射。这时田长霖觉得有些诧异，他委婉地向教授重述自己的理由：“很抱歉教授，我根据教材的有关提示，没有在这方面认真预备。”不料第三次发问还是与热辐射相关，这使田长霖出了一身冷汗，他只得说：“这个问题教材上有明确规定，历来只是了解型的问题，请您改问其他方面的问题行不行？”可是教授始终抓住这个问题穷追不舍，第四、第五、第六……整整十个问题，每个问题均是热辐射。田长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豆大的汗珠簌簌地往下掉。

在出尽洋相后，他被“请”出门等候“判决”。他心里想，这下彻底完了，我将如何向家人交账？老师和同学们又会怎样看我？他愤然地一跺脚，到操场上跑步了。考场里，田长霖的指导教授霍克对几位教授解释说：“根据我一年来对田长霖的考察，他在其他方面的确表现不错，是一位很有潜质，很有天分的学生。希望各位在决定前加以考量，我们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通过口试，但也不能这么轻易地把他‘枪毙’了……”田长霖沮丧着脸，再次被召进了考场，他听到的是：经口试委员会决定，田长霖的口试有条件通过；在其博士论文答辩时，当再进行口试复试，到那时一起评估，再决定其口试能否过关。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与赛莫菲教授相遇了。他问教授：“当时您知道我答不出热辐射问题，为何还要一再地紧紧相逼？”“你想想看，在五名评委中，四名教授的问题竟然均未涉及热辐射这一科研的前沿问题，长此以往，我们普大的牌子不就被砸了吗？至于对你个人，我不仅没有成见，反觉得你是一个能在热辐射方面有所作为的后起之秀，于是我来了个激将法。其实当时我问你的一大堆问题，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有的我自己也没有答案。热辐射这一门学问深不可测，望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为防不测，在接下来准备博士论文时，他走进了另一位指导教授苏绍礼先生的办公室。苏教授是一名中国学者，他觉得田长霖是个可造之材，便毫无保留地对他说：“你要能在杂志上发表颇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表现出独立思考与个人研究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延伸其他学者做过的研究，你才能顺利地趟过这个坎。”田长霖根据教授们的意见，充分发挥自己接受过中西教育的优势，终于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风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有两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性的物理学刊物上。顿时，一个个学坛泰斗对这位名不见经传，且在口试时交过“白卷”的中国青年投以赞许的眼光。正像苏绍礼教授预言的那样，田长霖的两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成了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敲门砖。他的博士论文竟一步到位，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田长霖反倒为没有人给他的博士论文提意见而深感惋惜了。他只能来一番自我解剖：“论文虽然架构不错，但太单薄了，其中还有不少小纰漏。”他越看越觉得自己的论文不行，于是索性把已经通过的论文底稿撕了个粉碎，重新补充材料，把博士论文又重写了一稿。1959年5月，田长霖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了德文、法文考试和五项博士笔试、口试。回过头去看，他仅仅花了20个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一个多月后，他的心上人刘棣华来电说，她已经考上了美国纽约大学，让田长霖7月4日到纽约机场去接她。两位恋人在相隔四个年头后，终于得以喜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