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迟志刚主编《上海文化观察》（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

　

　

自有人类至今，世界各地一直存在着方言。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有没有方言，这是一个假问题，问题只在各地方言如何分歧和有多大分歧。旧的差异如果消失，新的差异又会产生。因此所谓方言与共同语能不能并存，也是个假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使共同语和方言和谐共处。所谓“语言统一”，或者说统一一个国家的语言或统一全世界的语言，都是没有可能做到的事。各个地域的语言、方言及其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都各有特色，与自然、民俗紧密相连，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如果失去了各有特色的地方语言和文化，也就失去了个性特征，从人类文化整体上说，也就失去了其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个性。语言除了地域方言差异，还有年龄、性别、阶层、文化等社会方言的差异。

有些人老是搞不懂，为什么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个国家通用语普通话以后，汉语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要永久存在呢？

只有认识了方言在汉语使用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才会有自觉的意识和驱动力去珍爱我们的方言，也是本文探讨在21世纪如何保护传承上海方言对策的前提。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五四”一代前辈学者，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国语运动的创导者都圆满地留下了正确的解答。

著名的我国第一代语言学家赵元任（1980）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1]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讨论确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胡适（1925）也说过：“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语言不只是为了彼此的日常简单交际，语言还积累知识，是各种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最高级优美的表现形式是文学，它需要用大量细致入微的词语去表达，而且各地产生的文化作品各有个性。

五四时代的语言学家更深刻地阐述了方言和通用语之间的关系。

赵元任（1980）还说：“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程度算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比方从前罗马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不同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言，有如北京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在中国，全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的方言。”[3]所以说，从语言学出发来看世界上的语言，语言和方言的界线是不清楚的。语言区都是划出来的，划分的界线是人为的，划分的时候往往使用着非语言的而是政治和民族的标准。欧洲的不少国家的语言差异，还没有汉语一个方言区中的两块地方差异大。在国际语言学界，“语言”与“方言”，在地位上几乎是同等的概念。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的交际大有好处。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其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书面语和口语。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主要汇聚在上海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那样的面貌。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角落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用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当初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我国的七大方言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社会的人都聚合在某个社会中工作、生活，这个社会总是有大家认同共同需要和遵循的东西，同时社会中的个人和小群体也必然会有自己特有的东西。“主体性”和“多样性”本是人类社会里人类行为及其成果的基本特征。

那种主张方言是不规范的累赘，是错将普通话看成是十全十美的语言，认为祖国语言已经无限丰富优美，或者是把普通话看成是都已“规范化”好了的固定不变的“语言库”，人们只要从中选取词语使用就行。他们缺乏动态的语言观，不知语言最本质的特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需要吐故纳新，再好的词语群众不用了也会过时死亡。

我们看到的不少文艺作品中用的白话文没有特色，只会使用些公约数词语。这不是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者的本意。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语俗字”。他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又说：“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4]他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5]在这里，胡适非常清楚地将语言分为三等，要写社会真实情状，要让人物自然流露，就要用方言土语。陈独秀、胡适亲自为《红楼梦》、《水浒》作序，就是推崇这些中国北方话文学中用了大量方言俗语的优秀白话小说。当刘半农兴高采烈地发现和重印上海话小说《何典》时，他和鲁迅纷纷作序。鲁迅（1926）称赞书中大量运用的生动的上海话四字格熟语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6]刘半农（1926）也说：“此书中善用俚语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7]刘半农（1925）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8]以上三个人一致的说法，是方言有“神”。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1925）中说过：“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为什么提倡国语的旗手如此赞扬方言文学和方言文化呢？因为方言首先是母语，是人生下来的第一语言，只要跟着母亲说就会，也是最容易说的活语，不必经脑中翻译的话，是人的语言行为的最自由状态。方言中又积累了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最丰富细致的语词，而那些不从生活中来的，不思进取的大路货语言、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却是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气息的非生活语言。接触多了，时间长了，就会侵蚀、败坏通用语普通话。刘半农（1925）曾经说过北京人会对北京人的口白一旦改用普通白话写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9]这种在脑子中已经过翻译一遍的白话文章不由自主地写出来，失却了神味还不自知，就会麻木了自己又麻木了读者的神经，如果不注意汲取群众中的新的活语，失去了“地域的神味”，进而就会造成“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文章泛滥。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写自己头脑里的母语，情形又会怎样呢？就明清留下来的吴地人写的不少吴语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语的神韵。阿英（钱杏邨1937）在他的《晚清文学史》中引用了李伯元长篇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段文字后写道：“方言的应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也更突出，几个人的性格，虽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有极清晰的印象。这是方言的力量。”后面又写到李伯元描写女性在书中“好几个女性，在他笔下，都是极生动、最成功的。……更是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极强的性格来。轻描淡写，神韵极佳。”[10]当代学者章培恒（2007）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列传》中一段后说：“如果是吴语区域的人，读了这一段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了她的倾诉，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语气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说话时的神态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动。这一切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现的。”“虽然才气如张爱玲也办不到”。张爱玲的翻译“意思不错，但神理全失”。“这不是张爱玲翻译得不好，而是根本无法译。”[11] 张爱玲（1983）在把《海上花列传》改写成国语后自己也说：“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12]

我们再来看共同语与戏剧南昆语言的矛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可看到在收集着大量清乾隆时代昆曲剧本的《缀白裘》中，那些剧本的语言是以官话为基础的，然而，最为生动的丑角等语言，却都自然地留下了大量的苏州方言。[13]

看了前辈学者上面的这些文字，我们就十分容易理解叶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在90年代用上海话播出时为什么会产生万人空巷的场面了。

语言学家钱玄同在《<吴歌甲集·序四>》中有一段小结性的话：“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他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他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他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他们永远存在。”[14]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一》中说说：“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密切，这是专家的远大目光，研究语言文化的前辈泰斗，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刚开始和国语刚刚推行的时候，他们彷佛知道80年后还会有更严重的争议发生，早就给我们做好了文章放在那里，留下了宝贵的诤言。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博伽丘用方言写了《十日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必须是拉丁文的文学。所以事后博伽丘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几次想焚稿，所幸彼德拉克慧眼识宝几番抢救，才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而正是这本从民间来的所谓“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开风气之先，打破了文学禁锢，使欧洲文学得以复兴。欧洲文艺复兴的《十日谈》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从民间而来，它用的是活在民间的活语。如按我们那些“语言规范化”者的“语言纯洁”眼光，当然书中不是他们“规范”出来的语言，要像清朝皇帝禁《金瓶梅》一样禁掉，如一定要出，或许要出“洁本”删节几分之一，否则就是精神污染了。但是恰恰从《十日谈》的民间立场和凡俗性起始，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欧洲的大变化。

语言是最主要的人类行为，方言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是最自然、本质地表达各地多元文化的根基。语言和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比如文学文艺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有别于它地的、描写该习俗的独特词汇，比如北京小孩有“打挺儿”、“屁帘儿”。为什么读王朔的小说感觉到语言通俗优美，就是因为他使用了北京方言口语。文艺作品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是深入、细致和传神，应该使用富有个性特色的语言。一个根深博大的民族，才有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这是他的优势，在现代的条件下，尤其不能让多样性的文化在“标准化”思路下改造划一或自生自灭。

方言本是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语言。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层的文化底蕴；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试想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言文化就不可能会像历史上和现在那样五彩斑斓。因此，只强调主体性而忽视社会语言文化的多样化及其互相争荣和杂交优势是十分有害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植根于地方方言和文化都成为中华文化的繁荣的深层土壤、创作源泉。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50年代曾出现戏剧曲艺的辉煌期，如苏昆、越剧在全国的流行，当然这是方言载体的文化。至于普通话载体的的大量电影、小说等文化，实际上许多优秀作品也扎根于地方文化的水土中。比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怒潮》、《江姐》、《红色娘子军》、《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影响深远、到现在都站得住的作品，无不都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白毛女》如果没有河北《小白菜》为基础，会有那么动人吗？《小白菜》就是地地道道产生于河北的方言民谣。《洪》、《怒》的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我国顶级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吸收了吴越文化越剧的唱腔写成。《刘三姐》里的歌曲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歌也来自他们的语言及其方言。上述的那些剧目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特别的风情，因此强大，为群众喜闻乐见。它们就组成了“中华文化”。现今也有得奖的，如《英雄》，《十面埋伏》，那来自港台文化。现在一些地方民歌、戏剧、文化衰落了，这首先是语言流通的衰弱，没有什么好处。中华文化也许就会不那么丰富了。人们常常看不到方言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有一部普通话的电视剧或电影，一改为方言剧，即使是改配用方言表达，往往会生动入情、有趣传神得多，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没有一种的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因此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方言背后，蕴含着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本土文化不但是个千差万别的“万花筒”，我们还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越是植根于本地沃土的文化，越能在世界上走得远。那是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世界文化的普世精神和永恒价值，深藏着人类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颇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他在华东师大报告（2005）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15]

有的人欠缺动态的语言观。他们总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已经积累了那么丰富的词汇，《汉语大词典》有那么厚，难道还不够你用吗？他们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为什么还要去民间方言和国外语言中去吸收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词语呢？但是，如果他们去认真翻一翻这些词典的话，就会知道，《汉语大词典》中的词语一半以上都已死去，并不活在我们当代人的言语中。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即使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语，看看也确实丰富，然而其中不少词语都是书面语词汇，或者是出现频率很低的词语，并不在人们口中使用着，不是普通话口语中的常用词语。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通用话应该是越口语化越有活力，这也是普通话保持活力，避免步“雅言”、“文言”后尘的正确途径。为此，有多少名人强调，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就是因为人民的方言口语中，有在生活中不断创造的新鲜的活语。

再看外面的世界如何善待和发展他们的方言俚语的。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受欢迎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我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新的方言俚语。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高调。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社会功用，互补共生。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

　

要展望上海话在新世纪里如何变化发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的从前。20世纪里的上海话的空前繁荣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当吴淞江开始淤浅，当华亭县城北青龙港的港口条件被上海浦上的上海小镇所替代时，上海很快成为苏松地区繁盛的棉花和布织品的新兴贸易港口。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松江府一些地域建置上海县时，黄浦江中段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上海方言原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是上海港诞生了上海话，港口的生活环和通商的条件一开始就形成了上海人的思路开阔和语言活跃的特点。但是，自开港以后的500多年中上海话变化缓慢，语言面貌大致与松江府地区的其他方言相似。直到1843年11月17日对外开埠，上海也就此接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上海很快成为一座移民客居的城市，80％以上的居民来自外地外国，在具有高度“现代性”的上海租界的管理制度下面，经济迅速繁荣、文化高度发达，上海人敞开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带来了上海平地而起的新城市建设，上海话随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大变化。

上海话在移民方言的撞击下，取得了杂交优势。音系迅速简化，语法更加包容，新词新语大规模地不断产生，上海方言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160年的语音演变几乎成了其他地方数百年和上千年语音演变的一个“浓缩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上海人在上海话中创造了无数新词语，上海话词语主要发生了以下几类变化：原日常生活细节的吴语词语如 “地方、汏、难为情”在上海取得公约数化，又迅速向周边城市扩散开去；近代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创造出来，达到上海人见一样新事物就迅速造一个新名词程度，如“电报、自来火、三轮车”；中西融合大量外来借词踊入上海话，如“色拉、白兰地、凡士林”；还有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语“嗲、老虎窗、混腔势、瘪的生丝”等都在上海灵动泛用；上海人在开放社会自由生活中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海派风味的词语，如造了“电车”，随即将额前皱纹称为“电车路”，又将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两脚车”，从计帐用的“算盘”很快衍申出“开盘、收盘、盘点”，进而“放盘、暗盘、客盘、洋盘”等一系列词语来。从商业上的“打折扣”，用到“耳朵打八折”，称“不妙了”为“勿是生意经”；一种更高一个层次的新词组合形式，即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方法，通过语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定型，涌现了大量习惯用语。这类语词，富于表现力，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出风头、戳壁脚、敲竹杠、拆烂污、轧苗头、搭讪头、避风头、调枪花、隑牌头、软脚蟹、勒杀吊死、牵丝扳藤、吃空心汤团。”上海话成为现代时尚生活和先进文化词语的制造场，在搏击现代风云的洗礼中变得充满活力和富于代表性。由于上海语言文化生活的新鲜活跃，众多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的新词如音译词如“沙发、马达、啤酒、课程、麦克风、加拿大”等，意译词如“汽车、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足球、体操、雪花膏”等，形译词如“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具体、话题、图书馆、博物院”等，在上海发源后，由那些作家、文化人、编辑通过上海出的报纸、书籍、小说、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上海话中产生的口语、书面语词汇在上海实现了与当时的国语有效的对接和融合。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及其前后的一个半世纪间，上海话与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变化之处，俯拾皆是。上海话从一个三级县城的小方言一跃而起快速发展成为汉语中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三大方言之一，其影响远播全国和世界。

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关键作用。

上海语言文化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只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出眼光，积极吸收世界语言文化的长处，是完全可以协调好语言文化的独立性和包容性辩证关系，立于不败之地。在21世纪，让我们放眼看世界，迎来一个语言和文化更融合又更独立多样的新上海。

　

如果说，20世纪初年，老上海话以昂首阔步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迈过一个充满变数、以少胜多的十字路口后，展现出来的是她的巨大的辉煌，那么，100年后时轮转入21世纪初，上海话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又面临着新的一轮风云际会。她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去接受新的洗礼呢？

1852年，上海只有544413人；到1949年，已有5455007人，人口增长10倍，其中80％以上为外地籍人。1950年，市中心的黄浦区、老闸区，上海籍人只占4.8%。[16]然而，在黄浦区、老闸区的人都讲上海话，来沪外地人尤其是从第二代的子女起都学会了用标准的上海话来交际。上海话变化既是五光十色多姿多彩，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在此100年中，上海也用国语，所拍的2400多部电影绝大多数讲国语，在上海产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用国语创作，上海的电台也讲国语，也有上海话的电台，上海话和国语和平共处，互补双赢，国语因上海强大了，上海话在上海也强大了。

如今，上海已是一个大都会，出生在上海、以上海话为母语（向母亲那儿从小传来的不需学的第一语言为母语）的人口少说也有1000万，近年外来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上海只占少部分。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受到上海话反而在上海正在衰弱下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来观察一下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世界和中国正处于怎样的大环境中。

如今我们面临的已是一个不可封闭隔绝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新生的网络和电视等传媒，正在不断拉近地球村的距离，使世界优势语言和文化加速广泛传播。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挑战，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保持和维护本地语言文化特性的问题，这里包括的不仅是民族的个性，还有地区的个性，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特色的民俗和习惯，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凝聚力。这种差别最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和广义的文化差异上。各民族和地域语言文字的多元存在，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语言和文化更融合又更独立多样的世界。各民族、各地域的语言文化差异的普遍长久存在，才形成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华世界。

这个世界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的。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域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语言文化多元化这个事实。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并存发展的新世纪，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言场合使用那种语言说话是充分自由的，社会要努力创造条件保障人民的这种语言权利。

世界多数国家都及时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1999年1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规定了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在宣布“国际母语日”的倡仪中提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 语言的平等、多样化与和谐共处应当成为基于人类良知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这个共识推动着保护多样性语言文化事业的开展。

　

我们听到上海市民中的反映，相当多的人认为上海方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了萎缩；上海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上提交提案，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上海方言在传承中存在不少问题，提出需要保护上海话；有些语言学专家从调查和访谈中也实际了解到上海方言发生萎缩的一些真实情形。

目前上海话在上海的遭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上海话的使用场合在缩小，如在过去使用比较活跃的菜场、商店、餐馆、马路公车上，甚至上海籍大学生一起住的宿舍里，现今大都通用普通话，上海话经常退出这些交际场合；上海出身的青少年由于在学校都必须用普通话说话，对上海话便开始生疏，语言能力降低，有的人在说上海话时常常夹杂普通话或用普通话发音的词语，对大量上代人会说的那些具有上海特色的方言词包括许多上海方言特征词和惯用语熟语不懂或不会运用；上海的多数小孩在小时候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上海话，即上海话变成他的第二语言；过多的场合禁用上海话，方言的使用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弄堂和滑稽戏里，加深了认为方言仅是市井俚语的错觉，有的语言学工作者也对方言加以贬低；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沪语地方文化如沪剧、滑稽戏等急剧衰落后继乏人……

但是，有些人由于观念上的原因，或在不够充分和全面设计的调查表上进行问卷统计，或出自理论分析上的缺陷，也会振振有辞地得出上海话并没有萎缩衰弱、当前状态纯属正常现象的相反结论。

上海市民中如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内环线以内说英语，外环线以内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也就是说上海话将只保留在过去的乡下了。这是有些人对上海话前途忧虑的真实思想，虽然是夸张、讽刺的语言，然民谣往往是应该关注的，但愿它不要成为是一句谶语。

方言的削弱不仅仅是上海一个城市里群众的感觉和反映，我们必须正视这是许多城市中不可否认的严峻事实，当前提出来讨论对方言萎缩的对策和对方言今后前途的展望，是时候了。

有人说：上海方言的削弱，是由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外地人来多了的缘故；有人说，这是有些错误的观念造成了上海话的边缘化。

推广普通话没有坏处。当前整个当代汉语都面临着新词新语蓬勃诞生生机盎然的局面，网络开通之后，思想空前活跃，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词语，以及词语的新用法大量出现，风起云涌。大量的新潮词语通过现代传媒普通话传进上海，并为上海话吸收，丰富了上海话。

上海在上世纪末重新全面开放，上海又属于开拓人的天堂。这次的外来移民，大都能用普通话来与上海人沟通而不必使用上海话，在上海社会上和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增多了。不过，如果上海这座城市在上海市民社会中还是需要用上海话交际的话，上海话还是自然会传承下去。

如果我们进行比较深入一点的观察，那么我们说方言的衰落，主要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观念上的偏差和措施上的偏激而造成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奉行“汉语规范化”的思想，而且这种“规范化”被有些人理解成就是要“统一语言”，以排斥方言作为实现规范化的代价，认为在文章中使用了方言词语就破坏了汉语的规范化。在所谓“斗争哲学”的影响下，有的人把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消长关系”，普通话要“长”，方言就要“消”，你死我活，互相对立。甚至将语言问题看成政治问题，提出“清除语言污染”、“警惕方言回潮”等口号，或者把对待人用的等级观念任意延伸，把普通话说成是高等语言，把方言看作低等语言，“讲普通话，做文明人”。

上海人现今正在迈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上个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检讨欧洲一些国家方言的流失和语言的单一化的失误，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可以引以为戒，因为许多类似的情形我们才刚开始发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不久前北京召开的“国际母语日”会议上，曾推广过瑞士的成功经验。这个国家中有四种语言，没有共同语，四种母语和平相处得很好，社会和经济也很发达和谐。然而，我们也已经看到，过去的法国政府由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对法国国内的德语方言强行统一，现在的政府要想挽救和重新恢复原来方言，有一些小学开始在教学方言，然而已经为时太晚，不能将此方言起死回生了。

亚洲的新加波也是一个例子，70年代起强力推行“华语”的结果，不但没有加强说汉语阵地，反而使华族的沟通“脱华入英”，大量的华裔子女放弃了闽、客等母语而加入了英语为母语的阵营，。中国台湾已经走过那条“在学校讲母语要罚钱”的时代，结果母语的确被国语取代，母语反而成为需要重新学习的“第二语言”。看来华人地方的通病都是太注重一元化，生怕有人用了非通用全国的東西就是地方意识，或者是拿着全国通用的东西贬低地方，多元文化观念实在欠缺。台湾已经付出的代价，大陆应引以为训，大家的新认识新理念应该多包容别人的语言。

“语言统一论”毫无根据，英语这样一个几乎成了世界通用语的语言，伦敦的郊区还有伦敦郊区方言；世界上的不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使用的英语实际上也就是伦敦英语的方言。中国目前有几十种语言，并不准备统一，相反国家还在出力拯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只是全国通用语言。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根据国家语委21世纪初的普查，我国现实的情形是全国汉族人92%的人的母语（第一语言）还是方言，而各种方言都是有完整的语音、语法系统，有丰富的词汇系统的使用自如的自主语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某种思维主导而形成的错误观念，有的人妖魔化方言，造成了一些人认为方言是低级的，是“市井俚语”，是“上不了台面的话”，甚至认为说了方言就是“狭隘的地方意识”，把方言看成时推普的拦路虎。为了推普而极力贬低母语方言、丑化方言，这种流毒使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说自己的母语怀着卑微心理，不是以说自己会说的方言而平等自豪，反而认为是低下一级，在大方言或普通话面前羞于启口，自惭形秽，以至经常发生彼此之间看不起和歧视对方的方言的行为。

每个地方的人都应自尊，应该肯定这种自尊。北京人与上海人一样自尊。每个地方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尊，这是有自信力的表现，这是自强的基础。没有自己的自尊，哪有民族的自尊？

由于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的片面性认识，使当前在有些人心目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看法做法，总结这些人的态度，大致可以用下面四句话来概括：（1）推广普通话，是能说又能做。（2）打压方言，是能做不能说。（3）给方言保留适度的生存空间，是能说不能做。（4）给方言创造一些能够得到保护的条件，是既不能说又不能做。对于（1），不用解释。（2）从幼儿园甚至托儿所起创造全天（至少整个白天）听不到任何方言的环境，从小学起在纪律条文里将说方言与说脏话、打架等不良言行排列在一起，在幼小心灵里养成说方言可耻的心理，把方言的地盘挤到厕所里甚至挤出厕所，这种环境当然会对人一生对方言的感觉意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事情明明存在，明明在做，却不能提及。一提及，就有人反过来批判你是“抹黑”是“攻击”等。不问有没有事实A，甚至已经知道了有事实A，却先来追究提及“A论断”的罪过。这是什么道理？把造成方言萎缩的显而易见的人为因素统统隐去，把注意力引到方言区百姓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这种“能做不能说”的做派离新时期一贯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差之千里。（3）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做法的过激之处（有些过激做法也可能是推行者事先并未想象到的或者是下边执行时走样的）开始被认识到。人们刚在设想一些减少过激做法的实际措施，如不绝对禁止在小学的课外时间说方言等，在中小学生学习中增加一些方言知识和方言文化游艺的教育，前脚说完不反对方言生存的人后脚马上出来反对一切类似的措施。这就是“能说不能做”。也就是说要保留至今一切对付方言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不管其做法是否符合和谐社会的特征。（4）连说也不能说，一说便有人给你扣“分裂汉语”、“地方保护主义”之类的大帽。

上面第一条是大家都赞成的，而且是真心赞成，因为作为现代中国人谁都知道普通话的重要，对国家、对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下面三条是有严重问题的。假如做的是对的，为何不让说？假如知道做的有不合适的地方，口头上理论上也不反对改进，为什么对任何实际的改进措施一律反对？

言行一致，行知一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也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有这么多说做分离的事情，不是正常的追求真理的心态。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改正过激措施，注意传承母语问题。

4．开放方言空间，纠正过激做法
　 　　 影响方言传承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在幼儿园、小学进行普通话教育时不给方言留有余地的措施，至今还在贯彻。

语言学专家汪平发表过他写的《关于抢救方言，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刍议》一文，呼吁“给方言留一片净土”，他认为“在幼儿园、小学禁止说方言”是致方言于死地的“釜底抽薪”政策。为此，汪平先生提出了“反釜底抽薪”政策：“很简单，只要取消在幼儿园、小学说方言的禁令即可。本地人说本地话是自然现象，只要不禁止，人们自然地会说。只要大家都在说，方言就不会绝。”

幼儿园、小学的课上的确应该用普通话为主进行教育，但在课后休息中应该可以自由说方言，还应该开展一些本地母语为载体的以童谣为背景的游戏，让学生从小母语不能丢。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会说的。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以致提出“进了学校门，就到了北京城”的口号，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不准中小学生在校园里自由说方言。许多地方许多学校校规使孩子耻于说方言，什么“学生讲方言，班级不得星” （榕城新闻，2004），将不准说方言订为班级行为守则，把说方言与说脏话等并列作为品行劣迹惩处，汇报上去即扣分，这都是有案可稽的事实。这样做就逼着家长在家也要对孩子说普通话，否则孩子在校一不小心漏出方言，就会被举报给老师知道对班级名誉带来影响。这样的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它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切断了在最佳学龄阶段学习母语，本来母语是可以不经学习从母亲那儿带来的使用最流利的语言，现在发生了动摇，一些城市里的孩子从小丢失了学母语的时机，小学生不会说方言普遍发生，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方言的传承。在上海，中学生到了高中或进大学时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

一些文化界和法律界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主席，出于保护中华传统语言文化的良知，都提出过这些情况，他们说的是事实。在2006年北京召开的“纪念推广普通话50周年“的理论座谈会上，已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的副主编在上述现象提出批评，他的论文中直接批评了小学中实行的课余小学生说了上海方言被扣除品行分和开展评比的这种非母语化的做法。

对于此种非母语化造成城市母语缺位的后果，有些人急于发出保护方言的呼吁，但是有的语言学工作者居然在会上说：“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了，这很好嘛，说明普通话普及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推广普通话必须以消灭方言为代价。

非母语化的结果，具有相当严重的危害性，它会造成当地历史延续的母语及其文化支撑发生动摇，使该地步入语言生活的不稳定期。在该地根底尚浅的普通话需要与该地的母语携手一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与英语和平共处。

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一些推普比较成功的城市里，我们应该关注那里的语言多样性建设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繁荣的问题，应该提倡在宽松的语言环境下改变和纠正一些不和谐的做法。

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剧、戏曲、新闻广播中都能听到上海话。然而有一段时间里，在传媒里，如在电台、电视台的播出中禁止方言，不准用上海话拍摄电视剧，这样的规定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和生动的上海话，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地说用，就会萎缩。

除了要在幼儿园、中小学适当开放方言使用领域外，地方电视台、电台也应当适度开放一些方言节目的空间，使当地人民能经常听到相对标准和自然的方言，传承方言中的有特色的语汇。除了开放地方戏曲节目和其他文艺节目如方言话剧方言歌曲外，还应该有方言的新闻报道节目，方言电视剧、广播剧的播出，让青少年接触优化的方言语言环境，学到优秀的有特色的方言词语。除了恢复一些旧有的方言文艺如沪剧、滑稽戏、方言说唱、方言话剧等之外，更要支持和帮助现今青年创新和受青年欢迎的方言游艺和文艺，如上海话Rap、上海话歌曲、上海话小品、上海话Video等，使地方文艺繁荣起来，让上海文化更有上海特色。

有关部门应该收回禁止拍摄方言电视剧的禁令，对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剧可以采用普通话、方言两种版本的播出形式。

有的人担心一开放方言的连续电视剧和电影，会不会形成各地一哄而上争拍争演方言电视剧而使大家都不说普通话了的局面，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刚开放时可能有一时的反弹，过一阵子后，一切就会很正常。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方杂处，在语言方面也是自由杂处的，当时生产的大部分电影、小说都用国语，自然形成了国语和白话文的文艺为主体，同时电台里也常有方言的节目播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现代媒体的强大已使普通话节目铺天盖地，方言节目的听众观众有限，有一定的地域界限，到底可以存在多少方言节目，市场完全会自动调节，因为方言节目是不可能与普通话节目演出平分秋色争夺市场的，它只是作为一种多语社会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补充，而且是体现了说方言演方言的语言选择自由，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也有人担心方言文学文化只能在小地域流通，终不能为全国接受，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这正如壮语文学只要在壮族人中喜欢得很就行，何必一定要追求全国统一流通呢？文化应该多元适合多层次选择，不要强求全体都来欣赏。如上海话的滑稽至少有北部吴语区那么多的百姓喜欢，就比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还多，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改变了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片面禁止方言的情况，适当开放传媒中方言的节目，就此两项的调整，母语方言的自然传承一般就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了。

语言的变化不可预料，也是不可逆转的，希望一直保持“原汁原味”，完全是出自保护上海话的心愿，但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尤其是当代社会进入电视、网络社会后，变化可能更大，即使是北京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变化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变得更好，像上海话的从前；一种是变得衰弱，像有些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

语言的使用应当是自由的，顺其自然的，顺其自然的变化带来的是语言的自然丰富和健康发展，语言会自动择优除劣，不用人来多操心。既然语言发展最好是顺其自然，那么为什么对方言还要人为保护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为了更好地生活和交流，大力推广了普通话，于是，在推广普通话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人出来说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方言；这就像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发展，造了许多高层建筑和工厂，于是就有人出来提出要注意保护好自然环境。

6．　 实际行动，为传承上海方言多做实事

除了在多种场合陈述我们对方言问题的对策外，针对大众对保护方言的要求，还要积极进行实际工作，促进方言传播的改善。在2006年底，我们在深圳大学联合召开了“首届上海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国内外研究上海方言老中青年专家，包括沪语网站的负责人，在汇集了过去已公布的21个上海话拼音方案基础上，经集体讨论，正式审定通过了《上海话拼音方案》正式和副式两个，审定了大量上海话难字，考证了本字，给不能写出的上海话词语确定汉字写法。笔者和研究生时的两位导师编著了《上海话大词典》已于2007年8月出版，使只会说上海话口语而写不出文字的上海人有了标准的书面写法的参照，《上海话大词典》中收录了新老词语15000条，为1950年后上海出版的第一部上海方言词典，老少上海人购买者十分踊跃。2007年8月还出版了笔者《上海方言》，作为“海派文化丛书之一，全面介绍上海方言。近年来在上海也出版了不少《上海话课本》，笔者编写了三本，主要的对象是对外来者和新移民。2008年笔者和郑晓钧合制的《上海话拼音输入法》即将在8月出笼，推动许多上海喜爱在网络上和短信中大上海话的年轻人拼写上海话，有利于青年人传承上海话，同时笔者编写的一本“上海话拼音输入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也已配套发行。

不同的语言与方言都是国家的语言资源，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博采的文化的基础。人类文化有三种载体形式：1. 有实物承载的，如建筑、地下出土的文物等；2.由文献记载的；3.由口头承载的。由口语承载的文化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形下，方言越复杂则越号，越显现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离开语言来谈文化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语言和方言是一旦失去不可再生的、国家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在21世纪开始，要重新认识语言，尤其是那些活跃在方言口语中的活语。要树立语言资源观，珍爱人类的语言和方言，珍爱和保护这些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产，珍爱这些我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当今语言生活的一个严峻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保护和开发好中国的语言资源，也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我们要担负起保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财富的职责来，在世界语言文化的“全球化”和“单一化”的背景下，寻求语言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途径。

要使语言不濒危，必须要有使用的空间。我们在认识语言是一种人类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展语言和方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加强口语文化的传播，发展上海的方言口语文化。上海话电台、电视节目，RAP，上海话流行歌曲、新方言话剧、小报上的上海话短文、上海话民间游艺、上海话童谣民歌民间故事等，都需要扶值推广，丰富上海民间社区的地方文化游艺活动。上海在大众口语文化的繁荣方面，四五十年代就是榜样。十几种地方戏在上海争相斗艳，民间化程度之高，是有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多样化的观念确立，草根性文化的掀起，大众文化的广泛开展，会带来文艺的真正繁荣。今后应该加强投入，使地方大众文艺百花齐放。

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国的语言生活问题。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法律与语言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与法律学术研讨会（牟云峰，2004）上，与会者明确提出：“语言多样性是世界语言生活的特点，维护和实现个人的语言自由和民族的语言平等，应当成为政治家、法学家、语言学家乃至人类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17]

国家语委语信副主任司司长李宇明先生在2005年曾答记者问（夏莉、张雪莲，2005），传达了对语言文字工作上的一些新理念。他说：“语言一旦丧失，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一个民族富强了，发展了，但语言失掉了，文化失落了，实际上等于这个民族消失了。”“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各种方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解决沟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语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李宇明还指出：“现在应该继续通过有意识地调整语言政策，使我们的语言生活更和谐，从而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更好地和睦相处。”[18]

　21世纪的社会在加速发展，都市文化呈现多元化面貌，都市民众多样性的要求更加精致，是到了调整语文政策的时候了。

李宇明先生（2007）还说：“除了解决学习使用中的语言问题和把语言当作资源以外，我们还要关注和考虑个人和社团的语言权利问题。过去，我们已经在一些法律和文件中规定了“各民族语言平等，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北京语音是普通话的标准音，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的地位，但还没有规定其他方言、繁体字、外国语在中国的法定地位。我们要通过语言规划的新进展，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或者说是规划各种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

应当研究现实语言生活的状况，用法律法规来规划汉语方言的地位，规划在中国使用的外国语的地位，以使我国语言的地位规划更加完善。”[19]

任何法律或法规，都可以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修改，与时俱进，国家《语言文字法》也不在例外。为了更好地落实共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文字法规中写入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具体内容，把保护中华各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文化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这一方面应该成为这部法的主体。此外还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出具体的办法，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落到实处。这是改变包括上海话的各地方言处境的重要条件。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网络使人们走近，我们面临着新的语言传播形态。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思想的空前活跃，带来了大量新词语和词语的新用法，带来了话语表达方式的不断更新变化，围绕社会热点常常形成新的流行语。伴随着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语言现象空前快速地向四方传播，词语“波浪式”的传统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科技术语大量渗入语文生活，大众语文生活的百科性成分剧烈增加。虚拟空间形成了网络语言生活，中国网民数量升至世界第二位。2006年号称为中国的“博客元年”，全世界约7 000博客中，除日语、英语之外，汉语博客已位列第三。博客和网络新闻、电子邮件、电子公告（BBS）、博客及手机短信等，正成为各类信息新的集散地、新词语的发生源。中国的语言生活生机盎然，语言文字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新词语的迅速传播，我们应该抱着满腔热情，去积极推广，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如来自方言来自外语来自网络手机来自青年流行语），是什么形式（如字母词、缩略词、符号词），只要群众使用，我们就要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只要群众约定俗成就可采用，让词语的使用顺其自然、自生自灭，让语言自己来择优除劣。

这一轮的风云比20世纪初年更为汹涌。上海又成为全国新词语和新流行语的集散地，又有大量的新生词语在上海创造出来和通过上海人传播开去。上海将再一次成为新词语的发源地和出发地，实现口语书面语、方言普通话新一轮的交融。

可以看到的迹象是：网络的特点，正在渗透到语言生成和语言传播里去。对语言发展的保守心态和禁止措施将会退出语言领域的主舞台。大城市的地方新词将随着发达的媒体广泛流传，较快被普通话和描写词典吸收，群众创造的语词反映新鲜事物的名词很快实现方言和普通话融合一致；群众约定的部分生动的生活惯用语流行语随着网络会渐渐推向全国，不能流向全国的才就留在所产生的方言中；外来的新科技、新文化、新时尚很快取得全国通用词语形式。总的趋势是，普通话语方言的共同用词在新词范围内是大大增加了，书面语和口语在一致起来。留下的是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上和语法上的差异依然成体系地存在，词汇的部分差异也永远存在。

这种方言和书面语、通用语的互动融合实际上在20世纪初叶的上海早已产生过，如当时和接着在上海话中产生的“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报纸、公司、海关、工厂、商场、车票、操场、篮球、高尔夫球、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自来水、电灯泡、电车、电报、邮票、气象、飞机、轮船、笔记、粉笔、功课、开关、手表、汽车、卡车、三轮车、饼干、水果糖、牙刷、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色拉、啤酒、冰淇淋、麦克风、图书馆、博物馆、资本、社会、文化、艺术、特权、具体”等等新词很快都传入书面语通用语，以至使现在有些人以为这些词原来不是上海方言词语而一开始就是国语词语。而今在这种情况在上海会更为激烈。前一阶段，普通话从粤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上海话也应该迎头而上，为普通话提供更多新的有生命力的词语。上海人要继承过去那种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的好传统，让更多在上海产生的新词新语更快流入普通话，壮大普通话的新词汇量。让更多有上海方言特色的新旧词语因在网络、报刊中的频繁使用，进而为普通话吸收，这样上海话和普通话都在新时代中就会共荣。

但是，不用担心的是，上海话中不但还保有许多生动的有特色的上海话词语如“赞”、“淘浆糊”、“小儿科”，上海话在现今也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断诞生新的生动的方言词语，如“有腔调、拗造型、发调头、调频道”，笔者在2005年曾编写过一本《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足见上海人新造词语之多。上海人创造的新词语也不可能全被普通话吸收，所以方言总是会存在。笔者编撰的《上海话大词典》中也是对上海话新老词语均收，一视同仁。从这些已收入的词条分析看来，一是由于现代群众性的网络传播使新老上海话方言词更容易进入到通用语去，二是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界限更为模糊了。

21世纪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更为模糊是网络和电视剧推动的。如果各地方言中的特色词语、有用的新词语，能够在现代媒体中泛用起来像“忽悠”、“赞”，有了这样的宽松的语言新环境，那么，普通话和方言就会成为人的左右两腿，和谐共生，像过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生龙活虎，共创双赢，实现新世纪中方言和普通话的新互补。

方言口语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一起的，共同语和书面语弄不好就容易脱离生活和“雅化”。我们主张的是通用语常新常活，生动丰富，我们主张方言和普通话互动，我们的目的是使普通话词语丰富，打通方言词语方便流入共同语的渠道，反对方言和普通话的阻隔，因此反对普通话“规范化”的禁锢和在吸收新词中的守旧，在开始用新词时不再被保守地认为是“不规范”，词语自然地在群众使用中自动择优除劣，约定俗成，总之我们要使各地丰富的方言口语源源不断地流入普通话的使用领域。因此我们十分支持21世纪在词语使用领域的种种新动向。网络使人类的语言更顺自然，更遂心，更摆脱人为的限制和“过滤”，更少被异化。在21世纪中，电脑、网络、手机、电视大大推进了方言和书面语普通话的流通融合，我们的语言生活将更为活跃和生气蓬勃。

除了新词新语的新气象，在语言生活中构建和谐，还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各种方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解决沟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语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在21世纪上海的重新成为开拓者的天地后，新的语言环境确实与20世纪时候确有所不同。外来的新上海人普遍可以用普通话作为中介在上海与上海人交际。上海人在许多场合与外地人交谈，都会主动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上海的使用频率自然升高。尤其是在高层的正规场合表述意见和交谈，在菜场、商店、饭馆等低层场合也遇到外地来的低层打工者和服务员，也会主动与他们说普通话，只有在彼此都是上海人的情形下讲上海话的机会多一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上海要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在不闭塞的现代化社会中进行交际活动，说普通话的场合会增多，十分正常，必须去适应。

问题在于上海话在上海的社会和生活中是否还需要使用？不言而喻，方言在大都市里还有其必要的社会功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的“双语人”在生活和工作当然更适应自如，在上海生活更自由更愉快。再加上使用英语的场合也渐渐增多，所以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一定会成为一个“多语”社会，各种语言各得其所。有多语并存选用的意识和无此意识的人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大家都纷纷重视了地方情感和地方文化的需求，上海话传承和习得也可能会得到上海市民的更广泛的重视，上海话作为一个大地方方言在公共领域中的使用还可有所扩展。

上海人希望都会熟练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双语，来沪的新上海人希望熟练使用普通话，又能学会上海话，还不丢了自己本来的母语。在某一场合使用普通话，在另一场合使用方言，和而不同，这种“多言多言现象”在我国会长期存在。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多言现象”，社会运转因而更加轻松，人也变得更为聪明和灵活。事实上在我国，掌握多语的人越来越多，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方言、学习英语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这才是再21世纪中应有的语言面貌，它已经是世界语言生活的共同特点，提倡建设大都市里的多言多语社会，多元的观点和文化并存，通过语言的功能规划，还考虑到语言交际的通用性与正式性的问题，承载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问题，理想化和现实性的问题等，使各种语言和方言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

这样，我们可以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大好时机，展示给外国人看到的是：我们上海有宽松的语言环境和空间，上海人有宽阔的胸襟，上海建设成了语言环境优美的多语多文化的乐园，上海话和普通话在上海地区正在再创双赢。

　

　　　　　　　　　　　　　　　　　　（钱乃荣：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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