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留声》序

                                                                        钱乃荣 

      刊于王勇、鲍静编著《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  年8月出版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有八千余首称之“时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算起来平均日产一首了，上海人凭她“奇异的智慧” ，创造了世上的奇迹，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 ，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上海人曾见证了这流行乐坛上一代海派文化的辉煌。她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然而在后来的30年间，除了其中的一些左翼歌曲之外，大量“上海老歌”被认为是“黄色歌曲”，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好在上海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不少人家里还珍藏着当时的唱片，不少老歌还深藏在老年人的脑中和口中，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躲过了“砸烂”的岁月，在版库中还庆幸保存着数千面“上海老歌”唱片的金属模版。新世纪伊始，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如今，我们已经为她掸去了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份遗产，我们重又想起老歌唱起了老歌。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再次听到上海产的新歌，重新拾回海派流行歌的青春呢？”
       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王勇先生走出了亮丽的一步。2008年，一部由王勇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上海老歌（1931－1949）》在上海流行歌曲诞生的80年际，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 包含了20张CD唱片，收入393首歌曲，一本252页的歌曲歌词、作词作曲家和歌手的说明书，堪称一部“上海老歌”的宏著大考。时隔一年，王勇先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又有一套大作《海上留声》诞生，其中除了在所附的CD唱片中包含50首经典歌曲，并汇集100首歌谱之外，还有一本《上海老歌纵横谈》的专著，对上海二十余年的老歌，从诞生渊源、迅速繁荣过程、优秀名曲及其传载、词曲名家和歌手介绍、历史意义等，多角度地进行了详细的评说。这是两部海派文化一代风云才情、人文民俗的精华汇集。
       在数量繁多的上海老歌中，如何选取精华的作品，王勇先生是作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的。黎锦晖先生是开创上海流行歌曲的鼻祖，他在1927年就创作的《毛毛雨》、《特别快车》、《桃花江》等“新型的爱情歌曲”，王先生都一网罗尽，这使我们完整地听到了上海流行曲在最初形成时的面貌，见证当时的流行曲就已经站在一个高水准上，适应了都市市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它们一诞生，就很快为民间喜闻乐见，风靡于上海街头巷里。王先生小心汇总编排了《毛毛雨》、《特别快车》、《桃花江》等这些唱片，并对这些歌曲作了合情合理的解读，等于是对这些歌曲作了彻底平反，从中可以看到王勇先生在文化诠释上的宽阔胸襟。
      《海上留声》值得注意的一个特色，是选出了相当数量的1946－1949年出版的上海老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老歌到了40年代末，无论在词曲创作还是演唱、伴奏水平上都有跃进，上海的流行曲的艺术水准到此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因年限的关系，这些歌的唱片发行在民间流传尚少，编入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王先生的艺术敏感和赏析品位，另一方面也使大家能在今天更方便地了解到这些水平最高的上海老歌，欣赏到王先生所赞扬的“最终形成的”“高深精致的作曲手法”，和他所提倡的那些歌曲中的“民族化的音调”“却辅以外国舞曲的节奏型（如爵士，华而兹，探戈等）”的创作模式。
       王勇先生通过他精心选编的上海老歌，为我们展示了上海多元博采的流行文化的各个侧面。这些30－40年代的老歌题材宽广，贴近上海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了各个阶层上海市民生活的真实面貌。有的歌曲表现劳苦大众辛劳生活，吐露他们心声，如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1934年电影《渔光曲》主题歌——任光曲、安娥词、王人美唱的《渔光曲》——有“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那样的哀叹；《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都唱出了各种在上海谋生人群的辛劳和辛酸。
      书中还编入了不少多样化地反映都市中新生活、新观念的歌曲。如嘲讽贪财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等，种种城市生活生态留下了《王老五》、《郊游》、《思乡》等表现各种生活状态的歌曲。从这些平凡的歌曲里，我们看到了海派文化的草根性、大众化，具有上海地域风味的、表现都市下层民众生活面貌的流行歌渗透到表现生活每个角落。
       上海流行曲中最多的歌曲是情歌，如《永远不分离》、《一片痴情》、《哪个不多情》、《长相思》、《恨不钟情在当年》、《葡萄美酒》等，这类歌曲从各个角度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温馨情感和爱恋追求。舞厅中的歌舞曲也占较大的比例，如白光唱的歌舞曲《假正经》、《如果没有你》，都唱得颇有魅力。
       从这套书中，我们看到了都市娱乐环境的和谐。那种健康活泼的感情、积极向上的曲谱旋律、欣欣向荣的演唱风格，在《上海小姐》、《少年的我》、《香格里拉》等流行曲中，都得以充分表达。而那些《夜上海》、《苏河边州》等歌曲，无论在题材和曲调上，都展现出海派文化的江南底蕴和本土特色。
       随着唱片的转动，“上海老歌”里给我们释放出一片“中西交融”的炫丽美景。中西音乐家在沪上的广泛交流，促成了中西音乐元素的自然交融，培育出上海音乐“海纳百川”的都市海派风格。一批老歌首先采纳改编了中国的山歌民谣，如“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你的心”的爱情小调《毛毛雨》，还有《采槟榔》、《四季歌》等都带上浓醇的民谣风，《千里送京娘》等又是很成功的中华“戏歌”。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了爵士乐，而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特别快车》、《桃花江》及以前创作的《吹泡泡》中，都就已经相当圆熟地吸收了轻快热烈的爵士乐的节奏，所以上海流行歌曲的起点就是相当好听。黎锦光1944年创作的《夜来香》是一首以轻快的伦巴曲为基调的作品，成为李香兰唱开的成名曲。陈歌辛1940年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更是一首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充满城市情怀的、美妙的爵士风歌舞曲，传到美国，被美国歌坛宿将Frank Laine唱红，于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历经60多年沧桑，收入《125首老歌金曲》中。以后，英国的“King’s Singer”六重唱团又将它改编成一首抒情的男声重唱，在全球流行。到1947、1948年，伴奏着优美的圆舞曲节奏和如诗词一般柔和的唱词的大量歌舞曲，如《重逢》、《相见不恨晚》、《如果没有你》，其创作和歌唱的艺术水平都已到达了相当自由的境界。
       王勇先生在广采博纳中，既有主唱流行曲的歌手作品，也有学院派歌手的作品，还专列了左翼进步歌曲，这使我们体验到了上海老歌“雅俗交融”的全景。
这些流行歌曲当时之被称为“时代曲”，就是因为不仅唱出城市的时代风味，而且还与时代的脉搏相切合。上海这个城市在重重压迫和民族危亡中，歌唱者为贫民呐喊，为人道正义、民族自救而呼唤，表现了这个城市30－40年代的城市精神。面对着都市生活中的种种悲欢，那种积极人生的观念一直在歌中激励鼓舞着人们。在流行歌曲中，不乏有带有哲理思考的歌曲，如黄自曲、钟石根词、郎毓秀唱的《天伦歌》中唱道：“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服务牺牲，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厚薄。浩浩江水，蔼蔼白云，庄严宇宙亙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歌中阐发的理念，既吸取了古代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又表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光芒。
       上海歌坛的另一个特点是经典和流行相和谐，专业歌手和流行群星打成一片，草根和庙堂并举。比如影星蝴蝶也唱《夜来香》也唱《十九路军》，学院派歌手郎毓秀既唱《天伦歌》又唱《早行乐》，接受正统声乐训练的花腔小姐云云，唱红的却是一首通俗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最流行的一首《何日君再来》，原来只是刘雪庵在1936年音专专业学习同学联谊会上即兴创作的探戈舞曲，到1938年被影片《三星伴月》的编剧请人填上了词，才成了后来海内外流行的通俗名歌。还有像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戴望舒词、陈歌辛曲的《初恋女》都在上海老歌中流行，上海的流行歌坛中充分体现出海派文化的全民性和雅俗共赏的品味。在大众文艺的自由竞争中，精品也自然从中涌出，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后来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上海老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商业大都会基础上的海派文化种种特色：中西结合、雅俗交融、海纳百川，市民精神，十分本土化、十分生活化、十分娱乐性，海派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欣赏这些老歌，我们还可听出一些上海当年女性和旗袍高跟鞋相配的、说国语时那种特别的拿腔拿调。上海流行歌的海派旋律不仅曾陶醉了在上海生活过的上海市民，而且一些西洋、俄罗斯的歌手、乐手须在上海的音乐歌舞坛里打造成名，日本名歌手李香兰就是其一。40年代末的优美旋律中，还有一些菲律宾的乐队参与伴奏。
       有些人站在学院派的立场上苛求流行音乐，他们并不了解通俗歌曲的流行特征和评价标准，由于用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标竿去衡量流行音乐，因此风牛马不相及，问题在于他们所坚持的批评标准也没有给他们在所谓“纯音乐”领域上带来多大成就。王勇先生通过编著“上海老歌”给我们展现和揭示了通俗音乐在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独特意义，听这些“上海老歌”，我们可以体会到王先生在《上海老歌1931－1949》前言中说的话：“一类文艺作品的流行，究其本质而言，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通常认为，通俗音乐的长处，即其在投合大众音乐欣赏口味与习惯方面，能以多式样、多产量、多类型作品，造成‘快餐式’的优势，为相当数量的听众提供精神消费上的即兴满足。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再度听到当年那些上海老歌的录音时，却依然被感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在‘快餐学说’之外，去重新思考上海老歌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它所反映的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它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它在音乐本体的艺术创造中所表现的创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的风味，其中的精华元素是不朽的。王先生在分析评介“上海老歌”中，为我们解读了上海老歌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当然由于篇幅关系以及资料保存关系，王勇先生这两本集子中，也有一些好歌未曾收入，如渗透古典风味，高天栖词曲、陈玉梅唱的《燕双飞》，唱词平仄分明，歌曲温柔敦厚；描写孤儿生活苦难的，任光曲、蔡楚生词、陈娟娟领唱上海中学歌咏队合唱的电影《迷途的羔羊》的主题曲《月光光歌》，其中有“苦儿血泪已流干”的唱词，曲调十分婉转凄楚，荡漾着人道主义的深情关怀。这些都是当年影响颇广的佳作。
       上海老歌是上海人民历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年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社会的精神、民族的灵魂，都渗透在那些朴实无华的唱词里，回响在婉转动听的音符中。上海人理应挖掘、整理和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理性解读，开发它的文化价值，研究它的经验教训。只有认真解读了老的，我们可以更好开创新的，王勇先生已经开始了这种解读，音乐学界责无旁贷理应正视研究这份遗产。
       商业社会中人民群众对文艺迫切的需求，形成了上世纪30－40的音乐戏曲繁荣的基础。联想到今日的上海，我们出专集纪念它，理应从中受到鼓舞。如今人民大众依然对文化生活充满渴望，尤其是最有活力的青年仍是流行歌曲的忠实粉丝，问题是我们要开发上海特色的原创歌曲。而激活文化市场的首要因素，应该建起“平民歌舞戏曲谷”，如以前的“大世界”，创造文艺成活的生态环境，大众化全民性依旧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灵魂。让我们的文艺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民众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情感。在上海，要有面对各种层次的文艺舞台面向各社会阶层，有高票价的舞台也要有低票价的场所，让各种爱好的群众各得其所流连忘返，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草根的文化氛围形成更为重要，应该给以充分的空间创造条件来慢慢形成。让艺术创作自由发展，自然调整，和而不同，不要随意加以指责和简单否定，让时间来有效检验。雅从俗来，有了发达的大众文化氛围，优秀的文化才会自然涌现。上海的流行歌曲有过这么好的基础，上海人不能太慷慨，都给香港、台北等去传承发展，我们热望再次听到上海产的新歌，重新拾回海派流行歌的青春！愿当今的上海，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在更宽松和谐的环境下，再度建成一座有海派特色的繁华的歌城。

1 张爱玲 1943：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第5期
2 程乃珊 2004：上海之音，《新民晚报》2月
3 钱乃荣 2004：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上海文学》10月号，收入2007年8月出版的《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钱乃荣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4 在此之前，香港曾由“EMI百代公司”在1992年出版过《夜上海精选》四盒原声磁带，共55首上海老歌；在1997年和1998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剑编著的《解语花——中国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歌谱第一集和续集；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陈钢编撰的《上海老歌名典》，其中有歌谱及作者、作品和歌手的简介。他们都为保护“上海老歌”这株海派的奇异花魁作出了贡献。
5 王勇 2008a：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成因发展概述及其历史价值研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6 王勇 2008b：上海老歌与上海的文化媒体，《上海老歌1931－1949》，策划/主编：周建潮，执行主编：王勇，中国唱片上海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