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宽容有力量（新）
盛洪




　　当有人问东史郎先生，为什么八旬高龄还要奔波操劳、忍受压力，为死去的异国冤魂仗义执言呢？他回答说，只因当初中国人以德报怨。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怎样残杀中国人、包括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但当他作了中国人的俘虏后，一个从南京死里逃生的中国军人对他说，我真想杀了你，但我们的长官要我们以德报怨。另一件使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中国为此赔了两亿两白银；而这次日本战败，中国政府却放弃索赔。中国政府对日本过度宽容的作法是否恰当，我们尚可评论，然而我们应注意到，以德报怨在一个施怨者心中激起的忏悔之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任何借助于外在强权所获得的力量都无法比拟。

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
盛洪








在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的国度中，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然而坦率地说，我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反过来，当这个国家遭受厄运时，农民承担了最沉重的部分。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甲午战败的马关条约赔款，还是庚子赔款，还不是变成了田赋、厘金和各种苛捐杂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秩序的瓦解，就是亿万农民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分享了西方列强带来的“新”秩序的某些好处。最终，这个国家的问题还是由农民的态度来决定。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后来的共和国。

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节选)
盛洪



如此看来，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魁奈这本书的中译者谈敏在前言中也指出，即使在本世纪，除了《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的作者以外，一些中外学者也就这个问题作过描述和讨论。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却一直没有离开专家的书斋成为大众的常识，甚至没有成为经济界的共识。相反，流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历史。例如，我记得一位西方学者（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曾说过，在斯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除了掠夺别人以外，还有合作可以致富。而在我国，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诸如“市场经济不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之类的话，甚至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也经常有作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应，对中国的经济史更存在着普遍的曲解。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而把在这以后的两千多年与在这之前的历史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概念中。早就有人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主的经济时期，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周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崩溃和瓦解了。更少有人知道，我国很早就奉行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由于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史缺乏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欣赏有嘉，却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无用和“全盘西化”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高尚的帕累托佳境(节选)
盛洪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道德目标和经济目标是如此地一致，人们既可以作君子，又可以赚大钱，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在现实中，存在着那样多见利忘义，为了赚钱甚至不顾别人的生命的情形呢？回答是，尽管遵循道德的行为可以获利，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也可以获利。从短期看，符合道德的行为有一个要求很高的条件，这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是交互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必须以与之交往的另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为条件，才能持续下去。这就是说，人们必须以诚实对待诚实，用信用回报信用，用尊重他人的自由来赢得自己的自由，用平等来交换平等，用公平来保证公平。但维持这样的条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守信用的人会因对方背信弃义而遭受严重损失，一个诚实的人会因别人的不诚实而上当受骗。这样，诚实、守信的人就很难继续坚持这样的美德，而不道德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如此看来，道德的存在似乎很脆弱。但是从长期看，也并非如此。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多次重复的，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如果一个人总是欺骗别人、总是背信弃义，就会败坏自己的声誉，别人就会减少甚至断绝与他的交往，不仅如此，他还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一个社会对不道德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只会鼓励人们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去牟利，但这种不创造财富，只骗取财富的行为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从长期看，这样的社会必定要衰落下去，或者自行灭亡，或者被道德水平高的社会所战胜，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个文化形态也会随之被埋葬。相反，从长期看道德的行为却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传下去。因为道德的行为不仅对行为对方有好处，而且对社会有好处。道德水准的提高会增加一个社会的财富。关键在于，道德的形成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时间，因为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次数需要时间。当我们处于道德形成过程之中时，我们还时时要承受不道德行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并且道德的形成也不全是自发的。没有合法的暴力就很难说服强盗放下屠刀。

英特尔的成功与运行中的机构
盛洪




在英特尔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不少危机。也许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它的技术顶尖高手退出公司，另起炉灶。不过结果是戏剧性的，英特尔因祸得福。那是80年代初，正是计算机微处理器的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微处理器的厂家有上百家，英特尔不过是1%。尽管那位顶尖高手自己创办了公司，但其产品的技术标准却与英特尔是一样的，因而这种微处理器的市场占有率就两倍于其它竞争者。软件开发商们就向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微处理器靠拢。又由于有了更多的应用软件，消费者就更偏爱具有英特尔标准的微处理器。于是出现了马泰效应。更有趣的是，那个出走的技术高手创办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最后倒闭了，由两家开创的江山，却由英特尔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