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年画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翻阅那些曾经的年画，浓郁的年味仍扑面而来，勾起了人们的种种美好回忆。　

 

　　《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叶浅予作，1952年　　　

 

　

　　新年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的。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文件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召开了如何创作新年画的会议，要求画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新事物要深刻观察，要在群众能看懂的前提下，按其本身不同的艺术运用，不同的手法与形式，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

　　对于新年画的创作，《指示》与会议精神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使年画摆脱了旧商业广告的束缚，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从1949年至1966年间，年画画家创作了大量与当时政治、经济相关的新年画。

 

　　《精选良种》，金梅生、金培庚作，1966年

 

　　广大农村是主要的年画市场，农民爱年画，爱看、爱买，逢年过节，年画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寄托。出版社每年印制年画时，在考虑印数之前总要到市场上进行调查，能看到广大农民对年画的迫切需求。所以年画中的农家风情这一题材占有很大比例，如表现农村景色与风貌的《奋发图强改造自然》(章育青作)、《愿望实现了》(陈皋作)等；表现农民劳动与收获的《劳动归来》(忻礼良作)、《喜夺丰收》(臧立志作)等。

　　《试新装》，张华作，1989年　　

 

　　以百姓日常生活为素材创作新年画，肯定会赢得百姓的喜爱，因为年画里的情节都是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或听到的、见到的。这些年画的题材来自民间，作品服务于民间，画中所描绘的人物，男女老少都有；所描绘的情景，家庭中、邻里间都有。这些年画过年挂在墙上，一家人看着画就可讲出生活中曾经遇到的故事。

　

　　《幸福年》，李林祥、何南作，1983年

 

　　在1966年至1976年，此前的新年画均被视为宣扬“四旧”的“黑年画”，被付之一炬，遭到灭顶之灾。十年动乱期间的新年画变成了“革命”宣传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年画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1982年，文化部、中国美协召开了全国“年画工作座谈会”，并发出《关于加强改进年画工作的意见》，使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新年画空前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绚丽局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年画在选题、绘画、印刷等诸方面走向高标准，追求高档化。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年画精品层出不穷。

　

 

　　《天真烂漫》，张祖麟摄，1981年

 

　　摄影年画在解放初期就有，上世纪80年代末又兴起。包括各种选题的彩照，特别是挂历成为当时的时尚，并代替了历年的手绘年画。摄影家们以照相机为画笔，捕捉人物、事件或动植物的精彩瞬间，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合作有余》，张乃鸠作，1956年　　　

 

　　古人曰：吉，喜也，美也，无不利也。祥，好也，福也，益也。扬善抑恶、避灾求福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在我国古代木版年画中就涉及吉祥娃娃之题材，并利用汉字的谐音配有许多吉祥语、吉利语，如娃娃坐在鱼塘边称“金玉满堂”　 (“鱼”与“玉”，“塘”与“堂”谐音)；如娃娃在莲池边抱鱼称“连年有余” (“莲”与“连”、“鱼”与“余”谐音)等等，故这类年画历年来深受百姓喜爱。年画的题材中始终不变的重点题材之一就是吉祥娃娃，并产生过不少好作品，如以娃娃爱鸽子、寓意和平的《和平幸福》(于占德作)、以娃娃在麦浪上骑鱼，寓意丰收有余的《丰收乐》(杨馥如作)等等。

　　

　 《宝黛情深》，于晓玲、于振波作，1971年

 

　　我国传统的古典名著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并被改编为影视、戏剧、曲艺、歌舞等作品走进银幕、荧屏，走上舞台，也成为平面艺术(含邮票、火花、烟标、磁卡、烟画、年历片、年画等)创作的重要题材。《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西厢记》、《封神演义》、《杨家将》等古典文学名著在新年画中都有细腻柔和的描绘，人物、情景都充分表现出文学故事中的精彩情节。

　　（《新年画图录——中国年的回忆》，陆克勤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