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社会中，每一种严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应有个罪名，并给予相应的惩罚。在规范私人行为的领域里，我们的法律制定得比较全面，比较具体，对他人的每一种侵害都有相关的法律，有明确的罪名，例如盗窃、抢劫、诈骗、杀人等等，按各种罪情节轻重规定了具体的量刑标准。

　　但是在规范公共机构、部门乃至政府行为方面我们的法制则显得严重滞后，甚至呈现空白。有时公权造成的损害相当大，但却没有一条有针对性的法律，没有一个罪名，更没有能够足以制止这种行为的惩罚措施。

　　比较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是，一个单位将一些业务委托给自己办的“三产”，用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它的服务。这个“三产”赚了钱，成为这个单位的福利，而损失的是所有纳税人，是社会公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有16个省市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这些收费点还将违规收取195亿。就这样，公众损失了数百亿，而得益的则是公路的管理部门或当地政府。

　　全国有多少公款用于吃喝、旅游和公车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没有争议的是这是一笔巨额数字，每年消耗纳税人的钱款达数千亿！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上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然而对于这样的侵权行为我们充其量称之为“违规”，我们很难说这是违法犯罪，因为我们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没有给这类行为一个法定的罪名，除了“限期整改”没有任何法律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