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号

一、初遇
　　 1974年初，寒假结束，我们作为“文革”时期上海的第一批高中生（“文革”结束后，我们当时拿到的高中毕业证书成了一张废纸），从原先就读的初中转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当时还属于宝山县）宁国北路（现在改为黄兴路）的少云中学。

　　 举行开学典礼时，二十一个班（少云中学初中部升上来14个班，叫老高一，从育英学校和翔殷学校过来7个班，叫新高一）的新生将学校的会堂挤得满满当当。仪式进行得十分热烈，工宣队、校领导、红卫兵团代表轮番致词，但没几个人在认真的听，尤其是坐在后面的学生，很多都在三五成群的聊着天。
　　 但那天我的情绪很低落，因为和我同在军医大学大院、原先在老学校同班的几个男生，现在被打散分在了其他班，在新的这个班里，我暂时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一个人闷闷不乐的坐在最后面。就在这时，从我的右侧传来一阵女孩子的笑声，其中有一个人的笑声尤为悦耳动听，一下子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朝笑声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离我只有大约三米远的地方，四、五个穿绿军装、蓝裤子、显然是空军大院的女生正挤在一起聊天，不知说到什么事了，都在笑。其中有一位女生笑得最为“放肆”，那吸引我的笑声就是她发出来的。当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时，顿觉砰然心动：她蛾眉修长，鼻梁挺拔，皮肤洁白如玉，光滑细腻，扎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虽然我看到的只是侧面，但也看得出这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我本想多看两眼，但怕被别人发现，便迅速的将目光转向别处。
　　 我学生时代的十几个开学典礼，只有这一次，因为看到了她，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二、有关的背景情况
　　 五角场位于上海的东北角，是一处部队比较集中的地区，陆、海、空的部队单位都有。当时陆军主要是军医大学，海军主要是海军医学研究所和军医大学的海医系，空军则有空军政治学院（现在已改为南京军区政治学院）和空四军军部以及空26师（驻扎在江湾机场，即现在的江湾新城，飞机以歼5、歼6和歼教6为主，后来迁走），而那一带的小学、中学里就有不少上述各部队的子弟，这些人（尤其是中学生）的特征很明显：都穿着陆、海、空军的军服。
　　 五角场地区共有两所高级中学：同济中学和少云中学。相对而言，前者陆、海军的子弟多一些，而后者则是空军的子弟多一些。我们班上就有好几个空政学员的男、女生。
　　 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前出现过一个生育高峰，到70年代初期，那时出生的这批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不少学校都人满为患。在少云中学，光我们那一届高一（当时少云中学只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就有21个班，再加上上面那一届，一到放学的时候，一千五、六百人一下子涌出校门，如滚滚洪流，十分壮观。
　　
　　 三、同学生涯
　　 开学以后不久，我就知道了那个女生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
　　那时“群众文艺”搞得红红火火，各个中学都会挑选一些英俊漂亮、有点文艺特长或表演天赋的男、女学生，组成“文艺小分队”，逢什么节日，或搞什么活动时就拉出来表演一下，市、区、县也多次搞什么“文艺会演”、“歌咏大会”，展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硕果。其中滥竽充数的多，不过也确实有一些学校的“小分队”水准不低。
　　 少云中学也有这样一支“小分队”，其成员全部集中在一个班里，这个班就是我们这一届的最后一个班――21班，我在开学典礼上看见的那群肆无忌惮、嘻嘻哈哈的女生，就是21班的，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生，就是这个班“小分队”成员之一，空政学院的子女，名叫LXP。通过我们班上一个与L同住一个大院的男生W（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我的一个好友），我了解到了L的一些情况：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女儿，有两个哥哥。
　　 21班被称之为“文体班”，我们这个年级的校花、美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天赋比较突出的学生基本上全集中在那个班里了。发现了这个事实后，我为自己没能被分在21班而深感遗憾，同时也十分嫉妒该班的那些个和女孩子一起在舞台上比比划划、蹦蹦跳跳的男生。估计很多男生都有和我一样的心理，只要一有机会，大家都会嘲讽21班的那些小分队的男生。
　　 也许是有了那些男、女学生，21班显然受到了老师们的格外眷顾，而那帮俊男靓女也很会讨老师的欢心，去21班上课的老师通常都是笑逐颜开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一下半学期的一次前往市郊农村（要在那里住一周，地点是在宝山的月浦，那地方现在已是宝钢了）学农劳动时，21班居然没有“下乡”！这令我们这些“普通班”的学生忿忿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我们班与21班挨得很近，因此看到那些女孩子的机会也就比较多，其中也包括L。但因为不是同班，所以留在我印象中的只有L在校园里、走廊上走过时轻盈的身影、在舞台上表演时婀娜的舞姿，还有那青春灿烂、无忧无虑的笑容。
　　 彼时的L正值豆蔻年华，宛如沐浴在清晨阳光下的一株带露的月季，娇艳鲜嫩，青春勃发，她五官的某些特征，竟有些象欧洲人，身材苗条（身高大约在1.68左右），性格开朗，喜欢咧嘴大笑（丝毫不顾她牙齿排列有些参差不齐的缺陷）。
　　 她是我们那一届的校花，天之骄子。
　　 在我们升到高二后，新的高一没有再组成专门的“文体班”（可能是因为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会让她们觉得自己特殊、滋长她们的“骄”“娇”二气吧），但也有一些学生被选中成为“小分队”的新成员。老的队员领受到一个任务：训练这些新队员。我就看见L在礼堂里训练几个高一女生，几个小丫头一脸敬畏的排成一排，L则一脸严肃的在训话，神情和她平日的做派大相径庭，让人看了不免好笑。
　　 大约是在1974年，电影制片厂到各所中学招演员。那几天大家都在议论此事，虽然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知道自己没有被推荐的可能，但谁会被挑中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L被认为是很有希望的人选之一。
　　 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校时，吸引了许多学生围观。那一次他们可能就是看看人，地点是在一间窗户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办公室里，看不见里面的情景。
　　 过了几天，通过了初试的几个学生在教学楼前集合，准备由文艺老师带着去参加第二轮考试，L果然也在其中。让我意外的是，L看上去并不兴奋，反而有些惴惴不安、不知所措，那是我认识她以来头一次看见她这副神情，显然她不是很自信。
　　 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学校没有人被选中，整个五角场地区的学校中也没有一个人被选中（在全市范围内应该是招到了一些人的，如果我没有说错，后来一度很红的郭凯敏和张瑜就是那个时候被招去的）。
　　现在想来，L他们没有被选中是必然的。尽管他们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但其中大多数人只是脸蛋漂亮，比较喜欢蹦蹦跳跳而已，并没有真正学过表演，受过系统的训练。在那个年代，要成为一名“小分队”的成员不是特别困难的事，但这与当电影演员完全是两码事。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对L有些打击，后来有一阵子她看上去不象以前那么活跃了。
　　 相比之下，我在少云中学的那两年，远不如L（包括21班的那些男生）她们那么出名，那么引人注目。
　　 不过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加上又喜欢画画，所以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担任着班上出黑板报的工作，到了少云中学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在年级里面也算出类拔萃，这大约是唯一一件能引起L对我的注意的事了。
　　 出黑板报，除了画报头、插花，还要自己写一些“大批判”的小文章，当时叫“小评论”。这也锻炼了我的笔头。加上我那时又看些唐诗宋词和李瑛、贺敬之等人的诗歌作品，自己也写，逢什么重大节日，经常要写一些应景的东西，写得“好”的会在学校层面的墙报上登出来。有一次，我有一首自由诗登在了学校的墙报上，而墙报就在我们班级教室的窗外。那天我在教室里，无意中看见L和T（也是小分队的成员）站在墙报前，正在看我写的那首诗。两个人面带微笑，还议论了几句，听不见她们说的是什么，但从表情上看显然是给予了好评，这让我十分喜悦。
　　 我最风光的事是在高二的下半学期时写了一本构思奇妙、语言诙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笑的小说，书名叫《“猎手一号”行动》，讲的是一座虚构的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个警察抓强盗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全是班上的同学，阅者莫不抚卷大笑（可惜的是这本写在练习本上的小说已经遗失，而且现在我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文思了）。这本小说一度在班上十分流行，后来W还拿回家去给他姐姐、还有T看了，据说T的评价是“小市民语言太多”。L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凭T与L的关系，我宁愿相信L是看过的。
　　 尽管那不是一本女孩子会喜欢的小说，但那时的“革命文艺”十分乏味，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且以她们认识的人为主人公，又是她们看见的唯一一本由她们的校友撰写的文学作品，相信会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那只是我一时的即兴之作，且只能在“地下”、小范围“流通”，除了在几个朋友当中博得了一些赞许之外，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帮助。
　　
　　 四、我的6号
　　 看见L以后没多久，我不幸就暗恋上了她。
　　要是现在，这可能不算太棘手的一件事，社会已经很开放，中学生恋爱的也多得很，喜欢一个女生，尽管去追就是了。然而那时的人说起来很“革命”，可是在有些方面又很封建，在男女之间的关系方面尤其如此。小孩子到了小学高年纪以后，男女之间就不讲话了，同桌是井水不犯河水，不同桌的更是“老死不相往来”了。不当心互相碰了一下，女的就像被调戏了一样气愤，男的则象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面红耳赤，旁边的人则往往借机起哄。
　　 所以那会儿的学校里，只有两种男女学生会在公开场合打交道，一是红卫兵团的干部，还有就是男女阿飞，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下男女生之间是没有交往的，同班的如此，不同班的就更没可能了。虽然偶尔也发生男生给女生暗递字条的事，但是女生往往都将此视为“奇耻大辱”，愤而将字条上交以示自己“品行端正”。
　　 同校两年，我和L没有说过一句话。偶尔相遇时,我会装出无意的样子、壮起胆子看她一眼，如果她也看了我一眼，或者和我的对视时间略微延长一、两秒钟，我就会很快乐，以为她对我的注视有什么含义（其实，L天天都要受到男生的注视，我的注视和其他人对她的注视一样，她对此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反应纯粹是自作多情）。
　　只有当她们表演时，作为观众，我才可以毫无顾忌的欣赏她。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但我想不到任何“正常”、“合理”、不会导致别人（包括L本人）产生怀疑的途径去接近L，与之相识，建立友谊，更没有自信和勇气去向她表白，只能将我对她的爱慕放在心里,这就是我说“不幸”的原因。
　　 不过我的这个秘密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W。我和他分别来自不同的初中，但很快成了好朋友。
　　 W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L经常到他家里去找他姐姐玩，因此他和L有一些接触。不过让他产生爱意的不是L，而是T，T也和他同住一个大院，皮肤有些黑，举止比L更沉稳一些。
　　 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让W知道我对L的态度的了，很可能是想从W那儿多了解一些L的情况而主动告诉他的。当然，他也把他喜欢T的事儿跟我说了，我还给他分析过情况，出谋划策。
　　 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L和T，为了不被别人听出来，我和W给L和T都起了代号，L是6号，取她的姓的谐音（T的代号是什么我已忘记），从那以后，我们就管L叫6号了。
　　 尽管W知道我对6号有好感，但我没有干过让他给6号捎话、传纸条之类的蠢事，我还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多亏W，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毫无顾忌的欣赏6号的芳容，而且还在另外几个朋友那里很露了一次脸。
　　 前面说过6号和W的姐姐关系不错，时常去他家找他姐姐玩，一次他偷翻他姐姐的东西，无意中发现了6号的照片。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便要他将6号的照片偷出来给我看一看。W开始不敢，后来还是设法将照片偷出来了。他把照片给我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无论如何第二天必须还给他。
　　 那是一张1寸的黑白证件照，照片上的6号大约15、6岁的样子，咧着嘴笑得很甜，腮边还有浅浅的酒窝，十分可爱，真是笑靥如花。拿着照片，我如获至宝。
　　 在我所居住的军医大学的大院里，我还有几个经常在一块儿玩的朋友。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免不了谈起漂亮的女孩子。他们对我们院里的几个美妞很感兴趣，而且还有她们已经属于他们的意思。当他们问我属意何人时，我提到了6号。这几个哥们儿都是同济中学的，没见过6号，我把6号夸得跟天仙似的，他们都不相信，觉得我是吹牛。所以，当那天我把6号的照片拿出来给那几个哥们儿看时，他们绝对给震住了，一个原因是为6号的美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居然能拿到如此漂亮的女生的照片，而他们却绝无可能做到。
　　 那天晚上，我无数次的端详着照片里的6号（可能还吻过），心里荡漾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甜蜜。
　　 第二天到学校，W看见我就紧张的问我要照片，我把照片给他后，他才如释重负。我是不想还给他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天天看见我心爱的6号了。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那样做。
　　过了几天，我们大院里一个看过6号照片的家伙涎着脸向我提出把照片借给他一天，被我坚决的拒绝了。
　　我怎么可能把我心爱的姑娘的照片借给他去让欣赏（还有可能亵渎）呢？！
　　 不知道6号现在是否还保留着她少女时代的这张照片，她绝不会想到她的这张小小的照片，还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五、毕业
　　 1974年年末，我们临近毕业，起初还在为毕业考试而担心，后来得到消息：毕业不考试，以开门办学的形式结束我们的学生生涯。
　　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让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全年级各个班级全部“走出校门”。不同的是，这次去的只是学校附近的公社，学生天天可以回家，而不是象一年前那样在月浦那边的农村住了一个星期。
　　 那时没有考大学，中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在校的成绩、表现此时全无用处，就根据政策来决定你是留城还是插队，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好好学习，毕业不考试的消息让大家都喜出望外。
　　 开门办学的时间有两个月，所有的班级全部停课，有的去农村，有的去工厂，就连去年没有参加学农劳动的21班这回也未能“幸免”，被安排在学校附近的浣纱浜一带劳动（估计是快毕业了，他们也不能再为学校“争光添彩”，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因此特殊待遇也就没有了）。
　　 我在老师心目中大约是属于有点“文才”的一类，和W一起被选出来参与学校油印的《开门办学》报的编辑工作，我和W的任务就是收集素材、写稿。对办这份小报我兴趣并不大，但是可以逃避劳动，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任务。
　　 和W一起去21班的时候，我有些激动。找到他们时，几十个人唧唧喳喳的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大屋子里面干着什么活，6号也在其中。看见我们，他们都好奇的望着我们。当带他们的老师问我们去干什么时，纯粹出于炫耀，我们把自己刻印的“记者证”拿出来朝他一挥，高声道：“记者采访”（那老师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开门办学”结束以后，有一次在学校里遇见他时，还被他讥讽了几句）。那天采访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还是没有和6号说上一句话。
　　 1975年初，我们毕业了（那时教育改革，年初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哥哥因为在农村插队落户，我下面又没有弟弟妹妹，因此我的条件很“硬”，在焦急的等待了3个月以后，我被分到机电一局下属的一家铸钢厂，当上了一名在当时令许多年轻人羡慕不已的产业工人。W被分到Y区园林局，成天跟公园里的花花草草和马路上的行道树打交道，虽然不大满意，但总算是留在了市区。
　　 而6号却要去农村插队（因为她上面的一个身体不大好的哥哥留城了），只知道她是在近郊，但具体地点不清楚。W钟意的T好像也是插队。我们这21个班如烟消云散，学生们都各奔前程。
　　 听到6号去五角场公社务农的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结束了同学生涯，意味着她将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虽然暗恋了她两年，但毕竟连一句话也没讲过，也就不可能有太深的感情。当我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时，有些旧的、不现实的东西也只能抛弃。
　　 只是我无法想象这位曾经在学校里风光一时、一直是趾高气扬的校花级的女孩子，挑起大粪桶来会是什么样子。
　　 当时分配的顺序是先农后工，我们还在等待分配的时候，6号她们就先下乡去了，时间是1975年的4月1日，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天竟是西方的愚人节。
　　 我和我的6号就这样分别了。
　　
　　 六、邂逅
　　 毕业以后，我和W保持着联系，但21班的那些人一个也没见到过，唯独6号，我却在不同的场合遇见过她三次。
　　大概在毕业几个月以后，获悉6号原来就在五角场公社在江湾机场附近的那个大队插队，从她家到她干活的地方，骑自行车只需5、6分钟，所以她应该可以天天回家，不必象其他人那样住在农村。估计她还是走了后门的，得到了照顾。
　　 她去农村4个月以后，有人看见过她，说她晒得很黑。但我毕业后第一次遇见她，已经是将近一年以后。
　　 1976年1月10日，周恩来去世后的第三天，我骑车去4院找W，远远的看见了6号。这是毕业以后我第一次看见她，一下子竟没有认出她来。她的变化很大，原先白皙的脸红彤彤的，两根长辫子变成了一对那时流行的短牛角辫，完全就是一个当时常见的郊区农民。她独自一人在寂寥的院子里走着，双手插在上衣下端的口袋里，一付若有所思、似乎又有些忧郁的表情。不知道是因为天冷她穿得多、还是因为干了近一年的体力活、抑或是我的心理作用，总之她看上去比以前粗壮结实，昔日那个娉娉婷婷的“小分队”舞蹈演员算是看不出来了。
　　她那副形象让我颇有些感慨，暗暗叹道：“红颜薄命，红颜薄命啊”。
　　 到了7月23日，星期五，我休息在家，正巧隔壁的一个在上海拖拉机厂工作的朋友Z也休息。下午，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到江湾游泳池去游泳。游完泳后，我提议到江湾机场去看看战斗机起降（其实那是一个幌子，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试试有没有可能在那里看到6号）。到了机场边上，我们在一条铁道上坐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我又提议从农村中穿过去，Z不明就里，又同意了。我们沿着一条土路慢慢的往前骑，路的两边是农田，偶有一些破旧的农舍，还有几个打着赤膊、晒得漆黑的农村小孩，除此之外看不见什么人。那个地方离上海市中心最多不过十公里远，却完全是一片与市区有着天壤之别的农村景象。
　　 下午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灼热，四周是一片蝉鸣。Z在前面骑，我跟在后面。那条路坑坑洼洼的，颠得自行车“哐哐”得直响，屁股也生疼。前面三十多米远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人，此人戴着一顶大草帽，左手抬在胸前，右手在专心的系着表带，一大半脸被草帽遮住，但从体态上可以看出是一个女性。我并没有注意她，只是感叹道：“农村的生活真贫困啊！”走在前面的Z没听清我的话，问我说什么，我只好重复：“我说……”。就在这时，那个人抬起头来，当我的目光落到她的脸上时，心猛的一跳，自行车龙头也剧烈的摇晃了一下：6号！从我第一次见到她起，这是我最大胆的一次注视她。有意思的是，以前在学校和她对视时，总是我先将目光移开，而这一次，她只看了我一眼，就迅速的低下头，让那顶大草帽又将自己的脸遮挡了起来。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意外和慌乱，脸也很红，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且她的个子好像也变矮了。
　　 我与6号相距只有一米多一点的距离时，喊她一声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但我还是没有那份勇气，就这样和她相错而过，甚至连头也没有回。这一切，就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结束了，在前面的Z毫无察觉。
　　 在这样的场合遇到我，显然也出乎她的意料，我相信她认出我了，却无法揣测当时她的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如果当时我喊了她，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
　　 1979年9月27日晚上，我坐55路公共汽车从市区返回五角场。那是一辆铰接式“巨龙”车（就是有两节车厢、前后车厢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汽车，已经很久不使用了），我坐在后车厢靠近连接处的一个座位上，车上的人很多，我望着越走越黑的窗外，想着心事。突然，我听到前面车厢靠近连接处的地方有一个女人带着几分惊喜的喊了一声：“LXP”，然后就是我曾经熟悉的一个女声同样有几分惊喜的回应。我象遭到电击一样浑身一震，抬头朝前面望去，可惜车厢里挤满了人，无法看见，但她们的对话我却听得清清楚楚。她们说了不少，但我却只记住了两句：6号告诉对方，她现在在同济大学上学，现在正要回学校去。对方问：你现在还跳舞吗？6号笑着回答：早就不跳了。
　　 车到同济大学站，6号和那个人道别。我赶紧把脸扭向窗户，还用一只手遮住半边脸，我怕被她看见，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工人。
　　一些下车的人从我身边经过，不知道其中有没有6号，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和她同在一辆车上。如果她看见了我，应该不会象三年前那样羞愧的低下头去了吧。
　　 这几次邂逅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把它们都记在了日记里，而这些30多年前日记，我现在还保留着。
　　 那以后我就没有遇见过6号，她大学毕业以后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只是后来（上个世纪90年代）偶然听W说她和长征医院（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的一个医生结了婚，而我曾经在长征医院工作过两年，也没有见到过她。
　　 或许我和她还是有过邂逅，只是人世沧桑，我没有认出她来。
　　 一切都是天意。
　　
　　 七、最后的话
　　 回忆这段往事，我颇为感慨。
　　 一方面我为自己惋惜：假如我当年勇敢一些，在毕业以后主动采取行动，甚至在6号还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去追求她，也许她会成为我的恋人乃至妻子，那样的话，我对她的暗恋就修成了正果。即使不能发展成恋人，但能当面向她表白，也不枉恋她一场。或许也能成为朋友，建立友谊。可惜由于我的愚蠢和胆怯，错过了宝贵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为6号惋惜：假如晚生20年，她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这样的。她可以去报考艺术院校，进专业的文艺团体，成为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小有名气、受人追捧的艺人。可是在那个年代，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走出校门，她只能去当农民，她那柔软的手不再风情万种的舞动而是成天握着锄头刨地，她那修长的腿再也不再轻盈的跳跃而是要承受稻捆的重压……一朵本来可以开得更绚烂的花，就这样过早的凋谢了。
　　 好在她没有沉沦、放弃，终于还是为自己的人生跳了一段美丽的舞蹈。
　　 衷心的祝福你，我的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