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机场去京西宾馆的大巴上，窗外的长安街缓缓向后移动，思绪突然定格在“进京议事”的感受上。多少次到北京，开会、旅游、探亲，似乎都没有过这种的感受。脑海里翻腾了一下，也许只有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还深。那大概是在1982年的夏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为了写一本叫《审判知识》的书而到北京调研，我当时20多岁。在那个年岁，到北京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坐飞机办事，一天可以打来回。那时，北京好像很远，火车路费也好像很贵，所以，小青年能得到一个出差北京的机会可是不容易，大家都会羡慕你。而我的高兴劲就是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看看天安门，看看金水桥，就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像许多图片上那样，以天安门为背景，还有一根根华表。再一个兴奋点就是能去爬长城，感受“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滋味。

　“进京议事”的这种感受是这些天逐渐升温起来的。首先是刚当选时，祝贺的短信不亚于春节拜年的短信，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与关注；接着是临行前的议案准备，许多同志帮助我收集整理下载资料，分成一个个文件夹存在我的电脑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专程给我送来一本宪法学习书籍，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专家把自己多年关注的教育数据转交给我，都希望我履行好职责；而今天，我们出发了，行李箱里装着议案草稿，手提电脑里下载着国家大事的各种资料，身边是议政执政的高手，眼前穿梭的都是记者和镜头，还有那么多大会工作人员、机场航班人员所给予整个代表团周到的照料。　“进京议事”的感受实在就是一种压力感、责任感。

    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大家都在算这样一个公式：上海有1800万人口，代表有64位，如果除一下，几乎每位代表着30万人，这还没有把上海的外来人口算上。一份议案要30人签名才符合基本形式，那就等于一份议案要反映900万人的大事。真是很沉很沉的使命啊！

林荫茂　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