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要是谈到友谊，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人类友谊的典范。恩格斯在经济上全力资助贫困的马克思，使其能专心致力于革命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这种崇高的革命友谊，被列宁赞扬为“超过了古人关于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我以为再没有任何人的友谊可以被后人这样称颂了，可是在参观了孙中山故居的展览以后，我看到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这就是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
11月10日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办了《孙中山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文物史料展》，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42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举办的一次活动，此次展览展出的珍贵文物、文献、图片共一百余件，形象展现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交往历史和深厚友谊。展览的大部分展品由日本梅屋庄吉后人提供，部分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文物，这是梅屋庄吉后人历经百年密藏，从日本梅屋家族私家藏馆专程运回到中国的极珍贵的文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以后于史料展开幕后的第三天就去参观了。
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受他伟大人格魅力的感召，有不少日本民间友人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其中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帮助最大者之一就是梅屋庄吉。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人，家庭富裕，崇尚维新，1895年1月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的梅屋照相馆，29岁的孙中山经老师康德黎介绍认识了27岁的梅屋庄吉，他们一见如故，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决定“先行大中华之革命”。梅屋庄吉当即爽快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他敬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倾其所有为孙中山提供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派优秀摄影师赴武汉拍摄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实况，为中国近代史留下许多宝贵的资料。
武昌起义后，梅屋庄吉积极参与日本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并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提供捐款，以致负债累累，被迫改组其所经营的公司，出让公司股票。他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输入委员，1913年后梅屋庄吉极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山东组建讨袁军。1916年梅屋庄吉在日本滋贺县八日市建革命军飞行学校，为中华革命党培养飞行员。梅屋庄吉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据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说，仅资金援助就远远超过10亿日元。
梅屋庄吉对孙中山的另一大帮助是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1915年10月25日，在梅屋庄吉的帮助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喜结连理，婚礼就在梅屋宅邸举行的。孙中山非常感谢梅屋庄吉夫妇无私的帮助，为了表示感谢，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慈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在各方面像慈母一样悉心照料自己和宋庆龄，这里饱含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对梅屋庄吉的感激之情，至今梅屋家族还保存着大量孙宋夫妇的亲笔书信、照片，而宋庆龄当年在梅屋家弹奏的钢琴，如今就陈列在东京松本楼的醒目处。这批文物由梅屋庄吉的后人珍藏。半个多世纪以来，遵照梅屋庄吉本人遗愿，梅屋及与其联姻的小坂家族对文物封存、秘藏。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文物逐步解密，其中部分在东京知名的松本楼内陈列。
后来，孙中山在北京肝癌晚期入院，梅屋庄吉十分焦灼，委托萱野长知前往探视，还拍电报要居住在大连的养女梅子立即赶往北京。获悉孙中山逝世，梅屋庄吉立即致电宋庆龄、孙科，称赞孙中山“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指出“先生去世，不仅使贵国前途未卜，更是日本之不幸”。为使人们永远缅怀孙中山的伟绩，教育后代人民珍惜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梅屋克服种种困难、阻挠，斥巨资为孙中山铸造了四尊铜像，运到中国，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等地。
此后梅屋庄吉仍坚持中日友好，虽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诋毁为“卖国贼”、“中国间谍”，仍不畏强暴，上书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1934年11月15日梅屋庄吉计划赶赴中国进行和平斡旋，因患晚期癌症，晕倒在火车上，23日去世。
看了这个展览，我心中非常感慨：什么是友谊？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才是我看到的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现今已再也寻找不到了，梅屋庄吉是个日本人，他钦佩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捐出万贯家财助其革命，实际上梅屋庄吉比孙中山还小两岁，他却象慈母一样地照顾孙中山夫妇，完全不求任何回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梅屋庄吉的后人继承了梅屋的遗志，珍藏了这些文物，亲自送到中国展览，我参观的那天讲解员告诉我，在开幕式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梅屋的后人都到这个展览会来了，可惜我是第三天来的，没有见到她，要是见到了，我一定会当面表示我对梅屋庄吉先生的敬仰之情的。
孙中山故居
我们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