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年年要过年，年年的年都不一样，在我的一生中，对于过年印象最深的要数打倒四人帮后过的那个年。那是1977年的春节。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我们都很振奋，对于未来心里是模糊的，但直觉上感到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了，那年的冬天我在上海出差，快过春节了，我也急着要回家，对于回家要买些什么心里没谱，那时电话不普及，家里都没有电话，无法询问爱人需要买什么？但是我心里想，这个春节一定要好好过，过得热闹一些，过得张扬一些，把心中的喜悦要表达出来，于是我在街上转悠的时候就发现了花炮，许多店面都在人行道上支了个床板，上面放了各种各样的花炮，五颜六色的，造型各异，都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店主为了招揽生意，也在现场表演放花炮，点着以后有的像地老鼠，哧溜溜冒着火在地上打转转；有的插了一根翎子，点着以后直冲上天；有的点着以后飞上天到处乱窜……，我一个一个店铺地看，觉得还是买花炮最好，因为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西北边陲的小油城，人们没有见过花炮（也称为烟火），那时每到过年都强调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认为放烟火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一种奢侈浪费，都在反对之列。大年初一早上七点单位领导都到各家走一走，拜个年就算过年了。
那时工资都很少，我大学本科毕业在西北高原的那个11类地区每个月就挣四十九元，当时物资很贫乏，人们只见过鞭炮，没有见过烟火，我们也没钱，从来不买鞭炮。小孩子说放炮啦，就是指放鞭炮，买一挂鞭就能过一个年，有钱的买粗一点的鞭炮，钱少的就买细细的那种鞭炮，大部分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就根本不买。放炮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一连串地放完，人们舍不得一下子放完，都把鞭炮拆下来，手里拿着香，用火柴点着香头，一根香能持续个把小时，点炮的时候用嘴吹一下香，点着炮捻，看着捻子哧溜哧溜地燃着，捻子快着到头了，甩手往天上一扔，只听“啪”的一声脆响，人们心中一阵高兴，有的坏小子就专往女孩子身上扔，看到女孩子吓得乱跑，就哈哈大笑。放炮不仅是男孩子们的专利，而且也是小青年们的最爱，远远近近叮咚的鞭炮声，就构成了春节的欢乐气氛，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女儿才三岁多，我们就从来不买鞭炮，只是听别人家的炮响。
这年，打倒了四人帮，我也该破例了，于是我就把摊子上的花炮每样都买了一个，除了留下路费和饭钱，把剩下的钱都买了花炮，大约买了二三十元的，我让售货员给我装到一个小纸盒里，高高兴兴地提着上了火车，把它放在座位旁的桌子上，怕别人碰了，就放在靠窗子处，这可真是宝贝，我一路看护着它，饿了啃一口随身带的馒头，困了两手趴在桌边打个盹，从上海到玉门，三天三夜哪，就这么熬过来了，心中有梦想，也不觉得有多苦，只有乐。
回到家了，爱人和女儿都很高兴，对于我带回的那些花炮都很感兴趣，女儿一个一个地玩了个够，央求我带她去放，我说等天黑了再放，那跟鞭炮不一样，有烟火，很好看的。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我把邻居家的小孩都叫来，因为每家住的都是一间小平房，一排排的平房离得都很近，我一招呼“放炮啦！”小朋友们都跑出来了，大家围成了一圈，我放一个，小朋友们欢呼跳跃一阵子，我舍不得一下子放完，就这样连续放了几天，当时那种欢乐的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了，每到过年常常都能忆起。
人的幸福不是以财富来衡量的，如今人们的富裕程度与七十年代的我们简直不能比了，花炮也越做越大，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放的花炮都像国庆观礼放的礼花一样，一颗一颗高高地冲上天，在空中爆炸，然后像天女散花一样飘落下来，每次我都忘情地看着它，赞美它。但心里烙下的最深的印迹却是打倒四人帮后过得第一个春节，那是我第一次放花炮，也是中国人民迎来的新纪元的第一个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