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 萧家老大最近发表了《如果海瑞还活着》， 他估计以海瑞的德才和曾经当过的干部的工作经验，拿到今天当个市长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根据现如今的现实条件，是当不好的。他指出：“其实，不仅仅是海瑞同志这个市长不好当；就是现代人想学过去的海瑞也不容易。”他说：“这不算是白日做梦，只是一种假设，一次设想、一个如果……”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样的好干部还有吗？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看到这样的好的干部是有的，就在我们身边，我想现在也会有的。
那是60年代末到70初的事，我当时在西北的一个油田，我爱人在该油田的老君庙油矿，她给我讲了他们矿长的事，他们的矿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解放前是地下党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不同意加大油嘴盲目扩大产量，那要破坏油层压力，将对原油生产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他的坚持真理使他在1959年被打成了右倾，撤销矿长职务下放当工人，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他被恢复了职务，此后在文革中再次被批，下放劳动。一直到1969年才启用，1972年当上老君庙矿革委会副主任，并于1978年任该油田党委副书记、局长、总工程师。
他在油田工作期间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始终廉洁自律，下放当工人期间和工人打成一片，就是当上了局领导，也是背包里带个馒头步行下基层，或跟工人一样坐大卡车下去，吃饭都跟工人在大食堂里吃，他没有象如今的领导出门一定要坐豪华车，要知道，这里也是个地厅级的局级单位呀！他朴实的作风在工人里口口相传，至今我们都津津乐道。
第二件事就是他当局长后的事了，局总地质师王柬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的老婆也被关押，他们的一双儿女无法生活，都是在好心的邻居家东一顿西一顿地吃饭，王的儿子很有骨气，一次次饿着肚子扒火车到省城去告状，打倒四人帮了，王的儿子找到局党委要求为父亲平反，局里当时的负责人都以本案已定不予理睬。在他当上局长后就果断地为王柬之平反了，王的儿子提出要挖出父亲的遗体重新安葬，他作为油田一把手二话没说，提起铁锹就跟王的儿子上了东岗，东岗是祁连山麓的一片乱坟岗，到处是戈壁乱石，没有人看管，埋葬着从解放前油田发现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的石油人。他对王的儿子说：你指出你爸埋在哪里我给你挖，挖了一处不是，再挖，这样局长亲自挖了三天，都没有找到王柬之的遗体，局长的诚心打动了王的儿子，儿子说算了，不找了。局里要给王柬之召开平反昭雪大会，王的儿子坚持要自己掏钱给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发电报通知，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了许多著名的地学专家和部委领导召开了一个很隆重的追悼会，王柬之是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后来，王的儿子在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就考上了兰州大学法律系，他表示一定要学法律，让法律来保障人民再不要受到伤害，让法律来保障文革的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
他1982年8月升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在他刚当上副部长的时候，北京附近的一个大油田出了一件群体性的事件，许多人到石油部来告状，部里派他去解决，他仅带了一名秘书就到了油田，看来当地领导对他这位刚上任的副部长并不买账，因为他给油田调度室说：给我派一辆车，我要下去走走。调度室说车都出去了，只有一辆北京吉普，你看怎么办？他说：那就把北京吉普给我吧！他就带着秘书，在百里油田一个点一个点去调查，直接面向当事者，直接面向基层的工人和基层干部，倾听群众的意见，整整调查了一个月，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一个个都摸清了、都摸透了，最后在油田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把调查情况一一向大家摆出来，大家都听得心服口服，大家说我们住在这儿还没有搞清楚，调查组就全搞清楚了。回去以后石油部根据调查的情况，做出了把该油田处级和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撤职并调离的决定，空缺的干部全部从外油田调来。
我们都清楚，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是官官相护，盘根错节的矛盾的交织，处理一两个干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是谁呢？就是后来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3届中央委员，中共14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的赵宗鼐，这虽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他的公正廉洁的形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干部。
现在我们全国的干部无论在办公条件、出行方便方面，还是在收入待遇方面都比二十年前的干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工作内容应该说都差不多，他们面对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在衣食住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还要找他们来解决，他们应该比以前的干部工作更扎实，效率更高，给人民办更多的事，因为人民养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在看到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后，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后想发表的一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