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戏中，曾有一人物，叫范浩正，印象深刻。不过，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其原型，则是清初名臣范文程。也有一说法，说范浩正是范文程和洪承畴两人的历史“合影”。且不论。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曾著《范文程大传》，则称其为“满清开国功臣”。他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十大谋士”之一。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1597年（明万历25年），卒于1666年（清康熙5年），今辽宁沈阳人。曾事满清开国之四代君主，计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福临，清圣祖康熙玄烨。他是清初一代重臣，文臣之首。范文程是汉人，也是大文豪范仲淹先生之后。清史稿即有“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范纯仁者，范仲淹次子也。现存鞍山的《范府谱书支派第十八世至二十六世》和《范府谱书支派》，也曾明确记述了范氏由来、辽东派系的迁居过程以及家谱的修订经过等等。也就是说，范文程是中原汉族之名人后代，居然帮助后金之满人得了天下。因此，后人对范文程，多有责难。有人直称其为“汉奸”，将其同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等人相提并论。因而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

    然而，范文程之归清，清史是语焉不详的。他显然不是降清的。至于是附清还是投清，似乎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说法。《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传》就说：“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 这是说，他们兄弟两人，“共谒”太祖。怎么个“谒”法，没有说。此后，在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的文字中，也只有“得公”、“始得公”、“归国”，以及“谐兄来归”、“以诸生来归”、“杖策揭太祖”等等。现代人甚至还写出了小说，好像叫《八旗风云》，称其“仗剑遏军门”，说范文程兄弟如何毛遂自荐投奔了努尔哈赤。情节描写之活龙活现，也甚为奇特。但不管怎么说，范文程与洪承畴等人的降清，似乎确是有区别的。

    不过，有一点是令人怀疑的。后金天命三年四月，也就是1618年。范文程年方22岁。一个毛头小伙子而已。他凭什么就一眼看到明朝气数将尽？他又凭什么资历，可以“仗剑遏军门”，从而得到器重，而争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番“定性”的话？！殊不知，当时的努尔哈赤，对明朝报仇心切，对汉人十分鄙薄。他当时的政策就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惯常的做法，第一是杀，第二是籍为奴。同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之衣冠人物（包括儒生）亦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因此，依当时的既定政策，范文程根本不可能有“重用”之说。事实上，范文程在清太祖努尔哈赤一朝，似乎也没得到重用。清史稿记载：“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皆在行间”，用词很妙。“行间”是什么？可以是谋士，也可以是随从，更可以是随军打仗的汉人奴隶。

    野史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信。据说，范文程在明万历43年（1615年）考取沈阳生员，时年18岁。次年至抚顺奔丧。之后恰遇努尔哈赤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其“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氏兄弟，亦当在降民之列。由于范文程体魄硕长壮伟，引起努尔哈赤注意，便招至席前问话。范文程是何等聪明机敏之人。他的回答，估计令人满意。于是，努尔哈赤便将其兄弟隶于镶红旗下。其实质，就是奴隶耳。因此，有人认为，范文程从被掳为奴到考试儒生再到开国元勋，这与主动降清为他人卖命是有着本质不同的。显然，说他卖主求荣，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当时的范文程兄弟，何主之有呢？

    范文程到了皇太极时代，地位才发生显著变化。清史稿说:“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左右“是什么？那就是亲信了。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总结了努尔哈赤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的思想，并提出了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主张。因此，皇太极需要有一批熟知汉族文化传统的人来替他出谋划策。这一点，在清宫戏中都有所提及。皇太极对汉族文化的尊重之心，表露无遗。范文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才得到了破格的重用。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立了内阁的雏形——文馆，范文程由此成为文馆的骨干。范文程也从此成为皇太极的亲信谋臣。他因此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的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的决策。

    皇太极对范文程极为重视，关系密切。《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也就是说，他们每一次谈话就得几个小时(每昼夜是一百刻)，甚至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又再次召入谈话。军政大事，每逢议事，皇大极常说：“范章京知否？”。每当议事不决时，他也会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当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会最后批准相关的决定。有一件事，可以佐证皇太极与范文程的君臣关系。有一次，范文程入侍陪皇太极吃饭，有一道佳肴，甚为稀罕。范文程是孝子，他想到父亲还没有吃过，便迟迟未下筷。皇太极自然明白，立即着人将这一佳肴给其父亲送去。信任与忠诚都是相对应的。范文程受到宠信，当然也想尽忠报主。他在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以及招揽人才、满洲兴学、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范文程，便不可能有后来满清二百七十多年的中原天下。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功臣，功盖一时。然而，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腹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是汉人，对满清而言，出身卑微，一奴才也。因此，其一生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的一生，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应付自如，多次化险为夷，终使自己的地位安如磐石。范文程是聪慧之人。这一点，正史野史，都有记载。他很小的时候，已熟读四书五经，文才出众。十一岁时，便有《小屋》一诗：“一门一窗静，无金无银贫。小屋书生气，安待冲天时。”

    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叠的惨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他这一生，始终在政治斗争中处于超然地位，亦是相当不易。公元1643年9月，皇太极病死。满清贵族内部争夺帝位，斗争尖锐。范文程却信守一条根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他是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难免招致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兖的诸多猜忌。比如，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兖即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为借口，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限制和削弱了范文程的权力。对此，范文程更加小心翼翼，处处以退为进。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兖大权独揽，曾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果然，多尔兖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他的机智谨慎，终使其安然无恙。

    另一件事，亦相当有意思。范文程一生所进奏章，数量惊人。尤其是皇太极当政时期，众多重要的奏章多出自范文程之手。但是，他在篡修太宗实录时，“悉焚其草，即实录史册，亦仅载什一。”据说，范文程生前曾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的草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历代伟人之作，很多都出自属下之手。但凡渲染此等事者，均无好的下场。范文程深知其中之奥秘，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做法，就是不说，也不存，统统付之一炬。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顺治帝福临特加封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显然，顺治福临对范文程是相当敬重的。他说，“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共知。”清史记载，福临“勤于政治，屡次到内院去，让诸位大臣从容咨访，文程每每以班首承旨，所陈述回答，都能使皇上满意。”但是，范文程却急流勇退了。他上疏称谢的同时，却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福临温谕慰勉，同意他“暂令解任”。一个“暂”字，说明顺治皇帝还是想待病愈后再召用他的。顺治甚至还亲自为他调药；遣画师为其画像，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他御用衣物，因为范文程身体高大魁梧，还令特制衣冠。这一点，清史稿《范文程传》有记录：“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

    然而，范文程去意已决。政治之凶险，他是了然于胸的。“乞休”之后，他干什么呢？“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与好友亲朋友种种花木，写写诗词，教教学生，从此不问政事世事，一心一意安度晚年了。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康熙皇帝玄烨“亲为文”，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此后，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以为范氏祠堂的横额。评价之高，可见一斑。